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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手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表明了他们的文学观。他们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其目的是将当时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从整体上加以把握。他们还谈了自己研究的基本构想，大致包括：“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P.3)这其中有两个突出的文学研究理念：一是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观念，也就是将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二是注重文学研究的“本体性”观念，即“内在地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1](P.10)文章同的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1](P.13)这篇文章的刊出，对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是“重写中国文学史”之序曲。 1988-1989年，陈思和、王晓明应《上海文论》之邀主持了系列“重写文学史”笔谈，其初衷是“开拓性地研究传统文学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学现象，对传统文学史在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结论重新评价。”[2](P.4)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们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即“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3]之后，“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许多学人加入讨论，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像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个人性、民族化、民间传统等问题的探讨，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重构。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比较有影响的有：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文学史在结构体例上与过去的文学史有很大的不同。像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以前文学史并未提及或只简单带过，现在都有“专节”来讲授。以前的通俗小说作为“封资修”的代表被扫出文学史大门，现在却以专章来叙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民间”这一概念作为书写的中心话语，重点分析作品的“民间特点”，挖掘作品的艺术价值，突破了过去一直存在的政治权力话语中心，建构了中国文学史新的理论阐释点。 但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论的角度思考“重写”，并没有看到中国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今天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是“残缺”的中国文学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