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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缺之二：中国文学史几乎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只可称为汉族文学史。 众所周知，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从先秦到清到今天，一直具有多民族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繁荣是由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少数民族文学，无论在数量、质量诸方面都可与汉族文学并驾齐驱。比如他们丰富的古歌谣、神话、史诗及民间歌谣、长诗、传说、故事，其中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三大史诗，无论从内容的广度或作品的规模来说，在汉族文学中都找不到可与之相比的同类作品。而且少数民族文学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气质，显示了特有的艺术魅力，是中国文学园地里绚丽的花朵。 那为什么中国文学史不书写少数民族文学？我们以为这是由于“汉语霸权”造成的。从历史来看，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春秋时期（前722—前481年）已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在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之后，华夏族在秦时“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民族则被迫迁出黄河流域，或者逐步融入了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10](P.15)华夏族视中原为文明的中心，将“非我族类”视为夷、狄、蛮。其民族优越感已开始显现。在汉代，中原政权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展，引起了周边地区民族的抵制和反抗，汉政权利用武力，迫使这些地区少数民族接受了不平等的地位。同时，“汉族的先进文化又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对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物尤其如此，从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南方的少数民族家族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地位后，无不为自己的祖先编造出一段出身汉族的历史，用以证明自己的汉族身分，以便取得与汉人家族平起平坐的地位。”[10](P.133)这一切，无疑巩固了汉族的中心地位。经过隋唐发展以后，“汉民族中心主义”得到进一步膨胀。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非汉族的全国性统治者，但由于汉族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众多的人口，其主干地位并没有改变，留在汉人心中的民族优越感并未削弱。建国后，党和中央大力倡导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各民族之间的融洽相处。但与此不和谐的是“汉语霸权”仍然存在，在许多人心中仍残留有汉族优越感。忽视少数民族文学，不予以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正是这种“汉语霸权”思想的例证！ 我们应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真正将其视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汉民族文学的繁荣兴盛是在与中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不断碰撞和冲突、交流与融合中发展起来的。例如：从西晋灭亡到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冲突最剧烈的时代之一，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交融的时代之一。北方的鲜卑、氐、羌诸民族长期占领中原，建朝立国。这中间经历多少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演成了多少惨烈的悲剧！铸就了多少慷慨咏歌：祖狄北伐，中流击楫；淝水之战，草木皆兵；侯景之乱，满目疮痍……然而，这最痛苦的时代，却成为“美的成就最高的时代”（宗白华语）。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之世，却恰恰是一个思想大踏步前进，文艺理论收获最丰的时代。在文学上，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新文体的诞生；五言诗的成熟，尤其是“声病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近体格律诗的开端，堪称“诗歌史上的壮举”；[11]而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艺理论的繁荣，甚至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理论高峰！而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正是促成这时期文学繁荣的一个重大因素。 在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期由非汉族统治，南北乐府民歌因南北各民族的长期对峙而表现出不同的民族特色。大体而言，北方乐府多表现战争、人民疾苦以及游牧生活、北国风光和尚武精神；而南方乐府多为情歌艳曲。北方质朴，南方绮丽；北方刚健，南方娇柔；北方雄浑，南方清秀。北方的质朴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刚健雄浑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辞》）；南方之柔丽清绮者如“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子夜四时歌》）。而这种不同的文学特色，正是不同民族特征的体现。但南北文学也相互交流和影响。就乐府民歌而言，北朝乐府“除二三曲沿用汉魏晋的旧歌外，都是‘五胡乱华’以后的新词。大约从东晋到梁武帝时陆续传到南方。”[12](P.276)而南朝乐府在“魏孝文帝时‘吴歌’、‘西曲’都流入北朝，北朝上层统治阶级都十分爱好，间或模仿其歌词。‘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方情歌也有少数轻婉像《子夜》、《读曲》之类的，似已受到南歌的影响。”[12](P.283)目前传世的《敕勒歌》，也是从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正是南北民族相互学习，互相取长补短，才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造就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辉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