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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对话的话语等多个问题等待解决 记者：中国的比较文学在经历转型和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存在着哪些问题？ 乐黛云：首先，是我们曾长期讨论的“普适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问题。20世纪殖民体系瓦解后，一部分新独立国家的人民急于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是也有一些国家片面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绝对差异，强调“不可通约性”。既无共同点，又“不可通约”，这就否定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那么，文化的普适价值是否存在，或者不同文化之间是否真的不可能通约呢？ 其次，是坚守传统文化与接受外来影响的关系问题。中国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说法，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民族的”远非封闭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在与他种文化的互动中得到发展；“民族”和“世界”也不是割裂的，“民族的”特色要得到“世界的”认可和喜爱，在突出自身特点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其受众的期待视野和接受屏幕。那么，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渗透和吸收是否有悖于保存原来文化的特点和差异呢？这种渗透交流的结果是不是会使世界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因混同、融合而消失呢？ 再次，是对话中的“自我”与“他者”的问题。“他者”即是我所“不是”，就应该首先关注其相异本身。只有充分显示这种“面对面”的相异性，“他者”才有可能成为可以反观“自我”的参照系。然而，只强调相异性，往往又会“各不相干”，难于达到理解和沟通的目的；不强调相异性，又会牺牲对方的特色而使他者和自我趋同，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悖论呢？ 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对话的话语问题。平等对话的首要条件是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可以达成沟通的话语。目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正是多年来发达世界以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所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已获得广泛认同的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概念体系。抛弃这种话语，生活将难以继续；然而，只用这套话语及其所构成的模式去诠释和截取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殊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就会因不能符合这套模式而被摒除在外，果真如此，所谓对话就只能是同一文化的独白，无非补充了一些异域资料而已，并不能形成真正互动的对话。如何才能建构一套真正有利于平等的对话机制，有所创造的新的话语呢？ 还有许多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如强势文化对新独立文化的“挪用”以及后者如何才能终于从精神的殖民中得到彻底解放的问题；如何勾画出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的问题；以及中国和世界正在经历的印刷文本文化的移位和媒体意象文化的兴起，以及两者交织互构的动态关系问题等等。 总而言之，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转型时期，人们越来越感到在建构一个全球文化多元共生的理想世界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比较文学所起的重要作用。全世界比较文学研究者和所有文学研究者将并肩前行，为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活方式、铸造新的精神世界而共建伟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