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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西方文学及其相关批评、理论的发展系谱来检讨，我们或许还可以把总体文学生成的情状追溯至曾波及与震撼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 无论如何，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显著的理论化倾向，其不可遏制地走向了比较诗学。事实上，比较诗学也终于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诸多精英学者选择及介入其中的主脉。我们注意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汉语中国文学研究界给予理论性影响的那些欧美教授们，大多是在比较文学系任教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学者，因为欧美高校本然就没有文艺学这个专业。文艺学是从前苏联学界引入的一个学科概念。简言之，这也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为什么走向理论化的重要学理原因之一。 实际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比较文学研究从开始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后，即是在理论化的倾向中势不可当地发展着自己，因此，比较诗学也一直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脉。当然，这也与晚近30年来西方诸种哲学、美学及相关文艺理论思潮在翻译中对中国学界的渗透与影响有着必然的语际逻辑关系。另外，这也与文艺学在中国高校中文系是一个强势研究方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在国内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学者往往来自文艺学或比较文学，而挂名在比较诗学方向下招收硕士生与博士生的专业，也是来自文艺学或比较文学。多年来，学术行动的事实也证明，文艺学专业的比较诗学研究者与比较文学专业的比较诗学研究者，大家一直在友好且有效的学术交往中互识、互动、互敬与互重，学科的疆界也正是在这样的交集中被跨越了。 无疑，当下是一个学术研究在跨界中互为欣赏与互领风骚的时代。 问题在于，比较诗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下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主脉，我们究竟能够就比较诗学给出一个怎样的学理性定义？什么是比较诗学？这是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行走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所不得不给出的设问。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的《诗学论》一章中，我们曾从比较诗学研究的角度给比较视域下过一个定义，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不难见出比较诗学的学科本质： 思考到这里，我们不妨可以从比较诗学研究的角度给比较视域下一个定义，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学科上成立并且得以展开学术研究的基点——本体，是比较诗学研究者对中外诗学及其相关学科进行汇通性研究所秉有的一种眼光，不同于国别诗学研究的是，比较视域决定了比较诗学在学科上的成立以研究主体定位，把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作为自觉展开研究的前提条件，以中外诗学之间的互文性、中外诗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的互文性为自己的研究客体，追问包容在两种互文性之间诗学理论的普遍性原则与差异性原则，从而使比较诗学研究者能够在一个国际的、全球的、宽阔的、包容的与开放的研究视域中有效地回答和解决中外诗学的诸种理论问题。(14) 当我们的思路走到这里后必然要强调：比较诗学研究主体是在多种视域的交集中重构一种崭新的诗学体系，即我们所说的在批评与理论的思考上汇通于中外与古今而形成的第三种立场与第三种诗学，所以在学科本质上，比较诗学研究者必然是持有第三种诗学立场的语际批评家(interlingual critics)或语际理论家(interlingual theorist)。 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在编译这套两卷本的《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时，在一定的范围内相对阅尽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能够被带入比较诗学领域中的优秀文章与经典著作，然而，并未直接发现任何一位学者曾经在自己的思考中就比较诗学的本质，给出过一个严谨且自洽的定义。 《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主要是对西方学界能够被带入比较诗学领域中的重要文章及相关重要著作的章节的翻译，我们遴选相关学者的文章与著作时，在较大的范围内延展了我们的阅读，然而在西方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上，我们也没有追问到曾有哪一位西方学者第一次直接、准确且自觉地使用过“比较诗学”这个概念。只是雷纳·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个踪迹，是德国学者莫里茨·豪普特(Moriz Haupt)于1878年首先使用了“comparative poetics”一词。有趣的是，整整100年后，即1978年，D. W. 佛克马(D. W. Fokkema)、E. Kunne－易布思(E. ?Kunne－Ibsch)与A. J. A. Van左埃斯特(A. ?J. ?A. ?Van? Zoest)三位学者共同主编了这样一个命名的读本：《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当然，我们猜想在此100年中，一定会有许多学者曾自觉不自觉地操用或定义过“比较诗学”这个概念，关于这一点，在这篇文章有限的空间中，我们无法一一追问与梳理出一个发展逻辑细密的谱系。(15)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提及，1985年，两位美国学者A. 巴拉坎(A. Balakian)和C. 吉连(C. Guillen)主编、出版了《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一书；1990年，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厄尔·迈纳(Earl Miner)推出了他的那部著名读本：《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文集》(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当然还有很多。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当下的学者应该是在准确与自觉的学理观念上使用比较诗学这个学科概念了。 不错，比较诗学是一个从西方学界舶来的术语及研究方向，然而我们甚至发现晚近30年来，国际学界对比较诗学及其学理意义的提取，也有着望文生义的误读，如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一样，如在《比较文学概论》(第4版)的《诗学论》一章中，我们在讨论“对比较诗学产生误读的四种可能性分析”时，曾列举了这样一个案例：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不仅初步存在于中国汉语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界也是已经存在着的现象，所以国际学界需要逐渐地给予学理上的规范。如埃及开罗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其英语与比较文学系出版的刊物《艾利夫：比较诗学期刊》(Alif: Journal Comparative Poetics)就显出种类杂混的现象。我们在这里只要列举出《艾利夫：比较诗学期刊》2003年第23期目录上的五篇文章，就可以捕获到这样的感觉：迈克尔·夫瑞考卜(Michael Frishkopf)的“Authorship in Sufi Poetry”(《苏菲诗歌中的作者身份》)，塞拉·卡米尔·赛利姆(Salah Kamil Salim)的“New Poetry and Sacred Masks: A Reading in Medieval Poetic Discourse”(《新诗与宗教的面具：对中世纪诗歌话语的一种读解》)，安沃·默罕默德·阿伯拉黑姆(Anwar Mohamed Ibrahim)的“Dostoevsky: The Dialectic of Skepticism and Faith”(《陀斯妥耶夫斯基：怀疑与信仰的辩证法》)，斯科特·库格(Scott Kugle)的“Pilgrim Clouds: The Polymorphous Sacred in Indo－Muslim Imagination”(《朝圣者的玄想：印度穆斯林想象中的多形之神者》)，赛义德·塔乌费克(Said Tawfik)的“The Beautiful and the Sacred in Art and Religion”(《艺术与宗教中的美与神圣》)。在这里，我们不妨给上述五篇文章划出各自的学科归属，为初学比较诗学者提供一种划分的学科视域：第一篇文章应该归属于诗歌研究，第二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的跨学科研究，第三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国别文学研究，第四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宗教学研究，第五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诗学中的跨学科研究。(16) 我们曾就上述五篇文章的本质属性划出各自的学科归属，在这里不妨再度重复如下：“第一篇文章应该归属于诗歌研究，第二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下的跨学科研究，第三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国别文学研究，第四篇文章应该归属于宗教学研究，第五篇文章应该归属于比较诗学中的跨学科研究。”(17)陈述到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汉语“诗学”是一个从源语“poetics”翻译过来的译入概念，至少在西方学界“poetics”有着狭义与广义的界分，狭义的“poetics”概念是专指诗歌研究，而广义的“poetics”概念泛指文艺理论研究。关于诗学这两个层面的界分，已在学界约定俗成，我们在此不再赘述。我们想申明的是，比较诗学这个学科概念所启用的学理意义是指涉广义的诗学，比较诗学是倚重于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学科观念与学科视域所展开的语际文艺理论研究。在文艺学方向下，有一批学贯中西与学贯古今的优秀学者依凭自己的学养在从事比较诗学研究，他们可以驻足于自己所从事的文艺学研究领地，不必设问与回答什么是比较诗学及其学科的研究边界问题，因为他们集中精力所需要设问与回答的是“什么是文艺学”的问题。而在比较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下从事比较诗学的研究者，即有责任设问与回答“什么是比较诗学”及其学科研究边界的问题了，因为这是比较诗学这个学科多年来其本然所面对的本质问题。 毫无疑问，在后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后数码科技打造的新媒体及其跨界效应使人类栖居的地球村在相对缩小，当然，这种生存景观让当下学界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具体地说，这种开放性与兼容性导致了多门学科本质与学科边界的模糊和缺席，再具体地说，学科本质与学科边界的模糊和缺席给比较诗学的学科定位及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当然，这种现象也不仅仅是比较诗学这一学科所遭遇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似乎许多学科都存在着学科本质与边界解体和缺席的危机。 严格地讲，在《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名义下遴选的文章与著作节选，应该涵盖西方语际文艺理论及相关跨学科思考的经典，如果是这样，那的确可选入的文章与著作节选是太多了，因为比较诗学的边界太宽阔了，西方的语际文艺理论发展史也太漫长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遴选呢？当然每一部读本都有着选家自己的眼光与原则，我们此次在“西方卷”选入的文章与著作节选也必然有着自己的眼光与原则。 第一，在以往的相关《西方文学理论读本》、《西方美学理论读本》及《西方艺术理论读本》所反复选入的已知文章与著作节选之外，我们另辟蹊径重新选目，尽量回避与以往的相关选本在选目上的重复，并且把选目的眼光置放在西方当代学界。 第二，以贴合于本科生与研究生的阅读与接受的眼光进行选目，因此所选入的相关理论文章与著作节选比较基础与稳定。所以这部“西方卷”特别适用于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或西方文艺理论的教学所用。 第三，《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所选入的文章与著作节选更多是贴合于比较诗学的学科意识而完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套读本必须突出比较诗学的学科意识，其不仅简单的是一部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的新面孔读本。 第四，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遴选时特别注意征求与尊重研究生自己的阅读眼光，因此他们的建议与推荐在当下的选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意图是“西方卷”选目的眼光与原则，应该距离作为现下或未来读者的本科生与研究生越近越好。当然，选家的眼光与原则不因为是研究生而放低了要求，而一定是经过提纯、提炼与提高后的学术视域。 关于《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选目，我们也有着自己的选家眼光与原则，并且这种选家眼光与原则的兑现，让我们收获了怎样恰如其分地编选一部“中国比较诗学读本”的学术乐趣。 第一，我们把比较诗学的学科意识准确地带入《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选目中，以此为王国维以来的、自觉的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勾画出一脉发展史的逻辑谱系。其实，关于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发展史的基本逻辑谱系，从我们选目的排序上，一眼即可以见出。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卷”读本的字数是有限制的，所以还有很多优秀学者的优秀比较诗学研究文章与著作节选无法被纳入其中。 第二，我们选目的眼光与原则也必然扩展于中国本土之外的国际学术领域，把那些栖居于西方学界的华裔学者，以英语书写的关于中国诗学研究的文章与著作节选纳入其中，以此告诉阅读这套读本的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在古今中外知识结构汇通的视域下，比较诗学在解决中国本土诗学文化传统的问题时，那些以英语书写、思考的比较诗学研究成果在国际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并且在研究与思考的观念上，其对中国本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者应该也可以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以此我们也能够切实地证明，比较诗学研究的展开必须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语际文学批评与语际文学理论。 第三，我们特别希望以《比较诗学读本·中国卷》的选目，为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提供一种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国际性学术视域，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不仅守护为中国本土学者的私人话语(本土话语)，也更应该敞开为国际学者的公共话语(国际话语)。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卷”能够使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在阅读中获取这样一种学术体验，即一位国际性比较诗学研究者驻足于异质文化的学术立场，可以操用他者视域而完成语际文学批评与语际文学理论的研究，从而获取打通中外学术的新鲜感与通畅感。 第四，我们特别希望以“中国卷”的选目告诉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学者，较之于西方比较诗学研究者，中国本土及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科研成果在学术语言的操用、学术观念的敞开、学术知识的融通与学术心理的健康等方面是优秀的。甚至在多种维度上，中国本土及华裔比较诗学研究者比西方比较诗学研究者要优秀得多与厚重得多。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在中国汉语语境下的崛起与发展，不仅告诫中国本土学者应该坦然地敞开自己的学术视界，以获得一种阳光且健康的学术心理，以此与国际学界接轨；当然，也必然告诫中国本土学者应该持有一种学术自信心，在了解了西方后，也用不着对西方学者在绵密的讨好中贡献那种“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盲目崇拜。 说到底，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诗学研究就是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国际化，研究主体是驻足于一方国际化的平台上，以敞开的视界观览、思考本土文学及相关理论与外域文学及相关理论，而不再是以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姿态把文学及相关理论研究狭隘地理解为是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守护，或者以一种偏激的抵抗姿态把外域文学及其理论仇视为一种文化侵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