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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雷纳·艾田伯曾准确地预言了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从而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欧美比较文学研究倾向于理论化的学术迹象。实际上，后来崛起的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的美学姿态一反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在学术策动的逻辑上推动了比较文学研究向批评、理论与美学的转型。如果在西方学术史上再往前追溯，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更受制于一种重要的国际性文学思潮的影响，即总体文学。比较诗学的翻译行为其本身即推动了诗学在语际之间的移动与融合，因此，诗学也在翻译中不可遏制地走向了比较诗学。西方华裔比较诗学文本被翻译为汉语后，在中国学界呈现出最为显著的学术特点：“二次翻译”。面对中西学术的相互参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该获取一种恢宏且健康的学术心态，以推动当下中国学术与国际的接轨。 【关 键 词】比较诗学/翻译/二次翻译/后孔子/译者诗学 【作者简介】杨乃乔，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比较诗学及相关中西艺术理论研究。 近几年来，我们一个学术群体一直在编译一套两卷本的《比较诗学读本》(西方卷与中国卷)。最初，我们以为这仅是一项纯然的学术编译工作，然而，在策划、选目、翻译与出版的过程中，我们却遭遇了多种学术困惑。在这项学术工作即将结束之际，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就相关问题做一个反思，以引起学界的讨论。 雷纳·艾田伯(René Etiemble)是法国著名比较文学研究者，于上世纪60年代发表了《从比较文学到比较诗学》(“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Poetry”)这篇重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雷纳·艾田伯准确地预言了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从而揭示了当时欧美比较文学研究倾向于理论化的学术迹象： 历史的质询和批评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认为它们自己是直接相对立的，而事实上，它们必须相互补充，如果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那么比较文学将不可遏制地导向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ry)。① 众所周知，法国是比较文学研究崛起的创生地，并且在影响研究的学术观念上崇尚跨国文献之整理与考据的方法论，也以此构成了显赫一时的法国学派。当然，法国学派之所以倚重从跨国文学史研究的视域展开比较文学研究，这与法国学派诸学者在哲学的层面上崇尚唯事实主义(factualism)、唯科学主义(scientism)与唯历史主义(historicism)有着密切的学缘关系，因为那个时代的法国学界受孔德、穆勒和斯宾塞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规避汉语本土崇尚文献整理与考据的乾嘉学派，其生成的历史原因是那个时代官方大兴文字狱的结果。当然，其中也潜含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学术逻辑，即乾嘉时期的经古文学家对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从义理的角度空疏释经的抵制。而有着共通性的是，或许我们也可以操用现代学术话语给出一个评判：呈现在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学术观念上，乾嘉学派表现在文学研究的面向上也是拒斥批评、理论与美学的，当然，那个时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只有评点式的批评及潜在的理论思想与美学思想。在《读〈拉奥孔〉》一文中，钱锺书提及狄德罗的《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及其戏剧表演理论时认为： 中国古代民间的大众智慧也觉察那个道理，简括为七字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狄德罗的理论使我们回过头来，对这句中国老话刮目相看，认识到它的深厚的义蕴：同时，这句中国老话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外给狄德罗以声援，我们因而认识到他那理论不是一个洋人的偏见和诡辩。② 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法国学派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也仿佛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相互呼应着，我们千万不能在学术观念与方法论上有一种错觉，认定西方学术更多的是在哲学及其相关理论的推导下把文学研究带向理论的逻辑思辨。实际上，法国学派在那个时代对文献的跨国整理与考据之讲求，较之于乾嘉学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确，法国学派与乾嘉学派在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存在一致性，然而两者的学术观念与学术视域则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法国学派崛起的动力学因素是源起于那个时代西方哲学的信仰，在方法论上，是走向国际的文献整理：而乾嘉学派生成的动力学因素是规避那个时代官方政治的话语暴力，在方法论上，是只限于本土传统文化之文献的考据与训诂等。 无论如何，法国学派的崛起为只限于本土语境下的文献整理与考据敞开了一方国际性研究视域，也顺应了语际文献整理与跨国考据形成的必然性。当然，同时法国学派也宣告了文学研究在学术本质之观念上与批评、理论及美学的绝交。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早期法学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P. Van Tieghem)在《比较文学论》(1931)中第一次为比较文学所给出的相对的完整定义： 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而那对于用不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它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③ 我们都知道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在《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中关于文学研究三个层面的著名划界，即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确，从文献整理与考据的层面展开文学研究，这无疑为研究者论题的生成、论点的成立与结论的形成奠定了无可非议的材料基础，但是文学毕竟是在审美想象的体验性记忆中凝固为物质文本的修辞性语言。如果我们把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逐出文学研究的领地，仅存留文学史研究作为唯一的学术方法论，那么文学则会被降解为贫血的及拒斥审美想象的纯粹物质文本。因此，我想“文学研究的贫血者”则应该成为法国学派在崛起后不断被指责的罪名，而乾嘉学派关于文学研究的贫血性则被那个时代的官方政治极权及其意识形态的话语暴力所遮蔽，这种遮蔽给后世学者留下一种对乾嘉学者无尽同情的历史可怜，当然，还有对他们之小学功底无限尊崇的心态。 事实上，国际比较文学界内部总有一种自我调整的逻辑力量，从学缘谱系上来看，后来崛起的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的美学姿态一反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在学术策动的逻辑上推动了比较文学研究向批评、理论与美学的转型。 1958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教堂山召开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二次会议，可以说，这是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第一次与欧洲比较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正式遭遇。在这次会议上，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雷纳·韦勒克作为美国学派崛起期的首席人物，向与会学者提交了他的那篇著名的报告：《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在这篇报告中，雷纳·韦勒克对国际比较文学界晚近凝滞于文献跨国整理与语际考据的状况给予了全面的质疑，认为由于法国学派讲唱和推行的实证性学术业绩及基于这一业绩之上的得意与傲慢，“比较文学已成为一潭死水”！④雷纳·韦勒克向法国学派以放送者的姿态所操作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论提出了激烈的挑战： 我认为巴尔登斯伯格、梵·第根、伽列和基亚提出的纲领声明还没有解决这个基本任务。他们把陈旧的方法论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把比较文学置放于19世纪唯事实主义、唯学科主义和唯历史相对论的死亡之手。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