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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瓷器之衰：审美和欲望焦点的转移 “致茶壶”一诗中的中国瓷器在历经了繁华和荣光后，忽然泰极否来，由盛转衰，就连女性也不再对它青睐有加，因为装点衣物的千种需求已将她的注意力转移至“边饰、薄纱、串珠和蕾丝”等物品。此时中国瓷壶的地位一落千丈，从原来权力的巅峰被放逐至橱柜上，沦为一个羞愧、无用、闷闷不乐的精灵。 诗人将瓷壶的遭遇归咎于“好景难常”和“人心易变”(Baillie 166-67)，但在这盛衰逆转的背后还暗藏着更深层的技术瓶颈和贸易壁垒等原因。中国自汉晋所发明的制瓷技术直至18世纪都不为欧洲人所知。在这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精美的中国瓷器风靡世界，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追捧。面对这一巨大的利润诱惑，欧洲人既眼红又无奈，因为他们只能烧造出粗糙、松软的陶器而非晶莹、坚硬的瓷器。为了解决这一技术瓶颈难题，欧洲王室和贵族牵头组织研发瓷器，同时也派出工业间谍到中国窥探制瓷秘密。后者中最有成效的是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Xavier d'Entrecolles)。他曾在景德镇居住七年之久，通过四处走访窑厂，参考制瓷文献，观看制瓷工序，询问牧区中皈依基督教的陶工等手段，最终打探到了欧洲人垂涎已久的制瓷秘技，并于1712年和1722年分别向欧洲寄去两封长信和高岭土样本，详细介绍景德镇的制瓷原料、工艺和流程等。③ 殷弘绪的信用拉丁文写成，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于1735年把它们翻译成法文并出版，而它们的英文版则于1736年问世(Kerr 37)，至此英国人得以了解中国瓷器的秘密所在。此后，随着英国制瓷工艺水平(如模制、焙烧和施釉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高岭土的发现(1754年在康瓦尔Comwall发现)，使得“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逐渐完成了由硬质陶器向瓷器的过渡，进入瓷器的批量生产时期”(陈振昌53)。本土生产的瓷器更符合英国人的品位，它们的批量生产不仅夺走了中国瓷器头顶的光晕，还打破了它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④，降低了瓷器的价格，将受人追捧的艺术品降格成了大众都能消费的普通商品。此外，为保护本土瓷业的发展，英国政府对中国瓷器征收高额关税，使得贩卖中国瓷器的利润越来越小，最终迫使东印度公司在1791年停止进口中国瓷器。贝利的诗“致茶壶”(1790)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在这汹涌的历史潮流的激荡下，诗中中国茶壶的命运也就必然会跌宕起伏，由盛至衰，不再受人青睐，也不再成为人们审美和欲望的焦点，而是被搁置一边，躲在角落暗自伤神。 18世纪末期，贝利诗作最后所提及的“饰品、薄纱、串珠和蕾丝”⑤等“新产品和服务让人们的兴趣日益增长”(Weatherill 16)，它们取中国瓷器而代之，成为人们新的审美和欲望的焦点，在那里，两性话语的交织和争斗这一出古老的戏剧得以延续。这既是中国瓷器的无奈，更是弱势群体的无奈，因为只要仍存在性别的不平等，两性之间的争斗便总会以某种形式外化出来，审美和欲望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角力也仍将以其他方式继续下去。当然，18世纪英国诗歌中的中国瓷器并不因为上述焦点地位的转移而失去光彩。被人搁置一边的中国瓷器，虽然不再如往昔般风靡英伦，却在英国社会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曾经围绕在中国瓷器身边的俊男靓女们早已随风而逝，但它们却历久弥新，依旧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和光芒，无声地向世人诉说着两性间曾经有过的那么一段精彩过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