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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又译夏芝、叶慈、耶茨等）是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他不仅是我认为的爱尔兰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而且被托·斯·艾略特推崇为“二十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 我认为，他的伟大，不在于他在爱尔兰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甚至不在于他在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中起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于他毕生坚持忠实于自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充满激情地生活过和思想过”[1]，实现了自我完善，创造了个人神话：“工作完成了，…… / 按照我少年时的设想；/ ……我丝毫不曾偏离，/ 而使某种东西达到了完美”（《那又怎样》1937）；更在于他的诗艺精湛：作为诗人，他给世人贡献了那么多完美的作品。他之所以被后人记得，主要是因为他“写得好”，而其它一切缺点似乎都可以原谅了（参见威·休·奥登《纪念威·巴·叶芝》一诗）。 其诗之伟大，不在于其中所包蕴的为某些评论者所诟病的个人神话体系的构建和演绎，而在于对个人生活的诚实态度。他在《拙作总序》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一个诗人总是写他的私生活，在他最精致的作品中写生活的悲剧，无论那是什么，悔恨也好，失恋也好，或者仅仅是孤独”。[2]他的许多“最精致的作品”都源自对一个女人的苦恋。这个女人就是被他誉为“世上最美的女人”的毛德·冈。叶芝毕生都“用古老的崇高方式”热爱着他心目中的“女神”，但是由于二人政见和性格不合，毛德·冈屡次拒绝了叶芝的求婚。他们之间这段无果奇缘倒是成就了叶芝的诗歌。他为毛德·冈写作的情诗被有的评论者誉为二十世纪最优美的情诗。毛德·冈曾说：诗人永远不该结婚；他可以从他所谓的不幸中作出美丽的诗来；世人也会因为她不嫁给他而感谢她。[3]叶芝自己对此也颇有同感。他认为毛德·冈不理解他反而成就了他，而如果她理解了他，“我也许把破文字抛却，/ 心满意足地过生活”（《文字》1909）。 给叶芝以诗歌灵感的不止毛德·冈一个女人，虽然关于她的诗他写得最多最好。他从小就有女人缘，喜欢在女人堆里厮混。他认为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好辩，是更好的倾听者。他的小同胞詹姆斯·乔伊斯曾在一首讽刺诗里挖苦他：“他，忙于迁就缓和 / 他那些轻浮贵妇们的无聊轻薄，/ 而当他抱着金绣的凯尔特饰穗 / 呜咽的时候，她们又把他安慰”（《宗教法庭》1904）。乔伊斯年轻时曾崇拜叶芝，并模仿他的风格写过一些诗，晚年亦承认叶芝拥有他自己所缺乏的“纯粹想象力”，“超现实主义诗人无一能与之相比”。他俩于１９０２年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乔伊斯不无失望又毫不客气地对叶芝说：“你太老了”。[4]也许他觉察到他们之间的代沟，认为叶芝不够“现代”，已无可救药，是属于过去的一代吧。叶芝则自道：“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曾选取／传统的圣洁和美好、诗人们 ／称之为人民之书中所写的／一切、最能祝福人类心灵／或提升诗韵的一切作为主题”（《库勒和巴利里，１９３１》）。 然而，在与乔伊斯见面之后，叶芝的诗风几经变法，颇有改观。1908年，他结识了另一个崇拜他的年轻人——来自美国的埃兹拉·庞德。后者称他是唯一值得认真研究的当代诗人，视他为前期象征主义和后期象征主义之间的桥梁。有人认为，庞德的意象主义受到叶芝的象征主义影响；另有人则认为，庞德在写作技法方面影响了叶芝。的确，叶芝曾致信格雷戈里夫人，承认庞德“帮助我离弃现代抽象，回到明确具体。与他谈诗就像请你把句子改写成方言似的。一切都变得清晰自然了。”[5]他在庞德的建议下采用当代“现实”素材和意象，从而使创作避免了走进抽象化死胡同的危险，在艺术上达到了他所谓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性质的结合”。他终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化。诚如一位论者所说，他“在现代作家中最具现代感，而无须是现代主义者”[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