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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一回，一位学者问晚年的叶芝，他的诗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叶芝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智慧”。我认为，他只回答了一半，只概括了他中晚期诗作的特点。他早期诗作的特点则可以“激情”一词来概括。实际上，这两个特点可以说自始至终彼此交织，互为消长，就像他的哲学体系中的那一对螺旋锥体那样相对运动着。他毕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找着智慧。早年，他痴迷于爱尔兰民间迷信和种种东西方神秘法术，企图通过实验寻求永恒世界的证明，与未知世界建立直接联系，从而获得超常的精神力量。他自认为是智慧的化身，而毛德·冈是美的化身，他俩作为民族的精英，结合在一起，必将负荷大任，获得某种天启。他这种奇特的想法或隐或显地表现在1889年1月结识毛德·冈以后创作中，成就了情调奇特的情诗。第一本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它》（1889）和第二本诗集《女伯爵凯瑟琳及各种传说和抒情诗》（1892）就显示出此前此后的明显差异。在《十字路》（《乌辛漫游记及其它》中的抒情诗部分）中，尚有最早的古希腊和古印度题材的空幻之作遗存，向爱尔兰题材的转变也仅限于民间传说的重述，而在《玫瑰》（《女伯爵凯瑟琳及各种传说和抒情诗》中的抒情诗部分）中，许多诗作都有了实在的描写或倾诉对象，而且以象征的手法使之崇高化、神话化。 第三本诗集《苇间风》（1899）的问世巩固了叶芝作为第一流爱尔兰诗人的地位。此诗集在创作方法上继续涉及神秘主义体验，是诗人早期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诗风的一个高峰，较之《玫瑰》，是发展，主题和风格都更集中一致。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占大多数的爱情诗。在这些诗中，诗人的个性面目是模糊的；他往往戴着面具出现在孤立的戏剧性场景中。虽然情调尚未脱尽浪漫主义的滥情和夸张，但总的说来，仍不失为近代英语抒情诗中的佼佼者。有论者认为这部诗集标志着现代主义（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开端，倒不如说它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余响。 1903年毛德·冈与他人结婚，这对叶芝来说是极沉重的打击。诗集《在那七片树林里》（1904）虽然继续着对一个女人的不渝爱恋和不懈赞颂，但语调已大大降低，更多是私人性的直白抱怨。此后，剧院事务的烦扰也许使叶芝得以转移注意力，沮丧的心情从而得以平复。《绿盔及其它》（1910）透出的基调是痛定思痛的和解以及觉今是而昨非的成熟：“叶子虽繁多，根茎只一条；/ 在青年时代说谎的日子里，/ 我把花和叶在阳光里招摇；/ 如今，我可以凋萎成真理”（《智慧与时俱来》1909）。而进一步介入公共事务似乎使因情欲受挫而积攒的愤怒找到了迁移和宣泄的出口。到了《责任》（1914），叶芝的诗风才可谓大变。诗人才真正抛弃了早期朦胧华丽、“缀满了来自 / 古老神话的刺绣”的“大衣”而“赤身行走”了（《一件大衣》1912）。其中诗作语言直白粗厉，意象硬实明确，颇有阳刚之气，有论者评曰“有如严冬的肆虐”。 “哲学是个危险的主题”，叶芝这样认为。但他中年以后的诗又不可避免地向哲学靠近。对于叶芝来说，诗的内容比外形的价值大。他认为诗若不表现高于它自身的东西便毫无价值可言。诗集《库勒的野天鹅》（1919）显示叶芝开始从个人和公共生活主题回归哲理冥想主题。在随后的一本诗集《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1921）的前言中，叶芝解释说：“歌德说过，诗人需要哲学，但他必须使之保持在他的作品之外。”而叶芝自己却禁不住要把哲学糅进诗歌中去。他也承认这本诗集中的某些作品很难懂。例如著名的《再度降临》（1919）一诗就利用历史循环说和基督教神秘主义等概念，预言自耶稣降生以来近两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即将告一段落，世界正临近一场大破坏。因此，要读懂这些诗，必须对叶芝的信仰和哲学有所了解。 1917年，叶芝与乔吉·海德－李斯结婚。妻子为改善他当时的忧郁心境，在蜜月里投合他对神秘事物的爱好，尝试起欧洲流行的类似我国扶乩术的“自动书写”来。据她说，其目的是“为你的诗提供隐喻”。这果然引起了叶芝的兴趣。他把妻子的那些的玄秘“作品”加以整理、分析、诠释，终于1925年完成了一部奇书《异象》。随后他又系统地研读了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运用新柏拉图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等哲学知识对该书原始素材做了重新解释，于1937年出版了修订本。这标志着叶芝信仰和象征体系的完成。他实现了自青年时代起在王尔德的影响下就一直想要模仿威廉·布雷克创造自己的“神话体系”，“找到了一个或数个正确的形象”，“写一部没有特别出生地的精致的神秘主义著作”[7]的宏伟计划，自认为找到了终极智慧。书的内容涉及用几何图形解释历史变化的历史循环说、用东方月相学解释人类心理的个性类型说以及死后灵魂转世说。通过想象的逻辑，来自各种文化的神秘象征被秩序化了，形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骨架。但由于该书内容荒诞不经，作者又自神其来历，遂赢得了“庞杂而古怪的伪哲学”和“粗劣而无价值的自制品”之讥。叶芝本人起初希望该书能够被看作是一部神话学，后来则承认它是他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异象》一书可以说是理解叶芝中晚期诗歌和戏剧作品的一把钥匙。它为他的许多诗作提供了哲学参照及主题和意象，使作品寓义深刻而又免于抽象枯涩。 诗集《塔堡》（1928）和《旋梯及其它》（1933）即以叶芝居住的巴里利古堡及其中盘旋而上的楼梯为象征，暗示历史循环运动的轨迹和灵魂轮回上升的历程。叶芝认为，人类文明一如个人，都是灵魂的体现，其中阴阳两极力量交互作用，运动形式犹如两个相对渗透的圆锥体的螺旋转动，往复循环，周而复始。这种思想和象征在稍前的《再度降临》和稍后的《螺旋》（1937）等许多诗作中都有所表现。而《丽达与天鹅》（1923）这首具有“可怕的美”的十四行诗则用细致、感性的描写再现神话传说的场景，暗示阳与阴、力与美的冲突和结合，把基督教纪元前的古希腊文明的衰亡归因于性爱和暴力这两大人类本能。叶芝这一时期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灵魂如何超脱生死，得以不朽。他对赫拉克里特所谓的“此生彼死，此死彼生”的相对主义观点加以重新解释，同时袭用柏拉图的“精灵”说，认为灵魂不灭，可以不断转世再生，逐渐达到完善境界，即成为介乎神人之间的一种存在——“精灵”，而后不朽。他还认为，人死后，灵魂可借艺术的力量通过“世界灵魂”与阳间沟通。《航往拜占廷》（1926）一诗即表达了诗人希冀借助于艺术而达到不朽的愿望。其姊妹篇《拜占廷》（1930）则表现灵魂脱离轮回走向永恒之前被艺术净化的过程。 叶芝在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看着奖章背面的缪斯女神像感慨说：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缪斯是年老的，而他变老的时候，他的缪斯却变年轻了。意思是说，年轻时他追求智慧，年老时却又羡慕青春。“肉体衰老即智慧；年轻之时／我们彼此相爱却懵懂无知。”智慧与青春的不可兼得，亦即灵与肉的对立斗争成了叶芝“艺术与诗歌那个至高主题”（《长久沉默之后》1929）。晚年的叶芝爆发出惊人的生命欲望和创作活力，自信而无耻地放歌肉欲之爱：“你认为可怕的是情欲和愤懑／竟然向我的暮年献殷勤；／我年轻时它们算不得大祸殃；／还有什么能刺激我歌唱？”（《刺激》1936）他的诗艺弥老弥精，达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灵与肉、智慧与激情在其中已不再分离对立，而是浑然一体，“谁也不知 / 那根茎始于哪里”（《三株灌木》19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