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Prof. Kang-i Sun Chang）、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Prof. Stephen Owen）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两卷）（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 Volume Set）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作为“世界国别文学史”系列之一，于2010年5月出版。宇文教授是该书第一卷的主编及唐代部分的撰写者，这是其多年来文学史书写理念的践行与集中反映，透过此书我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了解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文学的史的认识。主编者强调这本著作的写作体例：一、并非纯学术化著作，所以没有脚注；二、每章有一个参考书目，统一编排置于整本书末；三、书中附有40幅插图；四、由于编写者主要是美籍学者，所以整本书以美式英语拼写。
本文主要基于田晓菲教授撰写的东晋至初唐和宇文所安教授撰写的唐代至北宋初两大部分文学史，来探讨宇文教授重新编写的这部文学史的书写理念。另外，目前中国大陆高校普遍使用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2005年修订版）作为教材，袁先生及其团队对于如何撰写中国文学史有着许多先进的观点，《剑桥中国文学史》正可与之进行比较，从中见出中西学者文学史书写理念的异同。
从诗话、评点等印象式文学史到20世纪初产生的宏大叙事型文学史，再到《剑桥中国文学史》；从古代中国学者的自觉书写，到现代中国学者的科学书写，再到当代西方学者的异样书写，文学史经历了几多春秋。在中国，编写文学史的时间较早，代表性的有上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二、三十年代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9年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胡云翼著、江应龙校订《增订本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褚斌杰、袁行霈、李修生、赵齐平、周强《中国文学史纲要》（4册）、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4册），中国社科院多卷本《中国文学史》[1]，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3册），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4卷）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游本文学史、社科院文学史和袁本文学史。从1904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问世到现在，受欧美文学史的影响，涌出上百种叙事型的文学史。一代又一代学人镌刻下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认知，后人在关照这些文学史时，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各具特色、各有偏重，所以按照新批评家的理论来说，文学史都是被过滤了的文学史。
相比较来说，西方撰写中国文学史更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俄罗斯学者瓦西里耶夫（Vasiliev）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后来有日本学者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史》（1882），藤田丰八的《中国文学史》（1895），古成贞吉的《中国文学史》（1897），笹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1898），英国剑桥大学翟理斯（H·A·Giles）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1901），赫伯特·贾尔斯的《中国文学史》（1901），德国葛鲁贝（Grube）的《中国文学史》（1902），笹川临风的《支那文学史》（1904）。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用英文重写中国文学史者仍不绝如屡，如白芝（Cyril Brich, 1965/1967，Two Volumes）、梅维恒（Victor Mair, 2001）、闵福德（John Minford & Joseph S. M. Lau，2002）。此外，荷兰布瑞尔公司（Brill）将要出版的一个大部头的中国文学史系列。
一、 宇文所安的文学史编撰理念
长期以来欧美汉学界基本是以文体（Genre）作为文学史分类的依据，宇文所安和孙康宜等学者则想借《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之进行批评和更正，避免以往学者专攻某个时代的某种文体却忽视了同时代其它文体的做法。《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者以历史主义者的身份来撰写文学史，尽可能地确定所有现象和事件在一个大叙事过程中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有点考据派，但亦富于理论色彩。
韦勒克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研究”由“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大门类组成。宇文教授说：“三四十年前，文学研究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团体：一边是历史主义研究和考证；另一边则是文学理论领域的新发展。经过过去三十年的变化，这两个团体以一种新方式走到一起来了。”[2]研究文学史需要有历史主义与文学理论两方面的知识，而西方学者自然还要面对语言问题，对于这些宇文教授都有自己的优势。首先是理论上的优势。宇文教授的中国文学研究深受新批评理论、历史主义方法的影响。新批评派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前后相继共有三个圈子：其一是在剑桥执教的艾·阿·瑞恰兹及其学生威廉·燕卜逊；其二是约翰·克娄·兰色姆及其学生艾伦·退特、克林思·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被称为南方批评学派；其三是雷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威廉·K·维姆萨特、克林思·布鲁克斯，此四人在40年代后长期执教于耶鲁大学，被称为耶鲁集团。宇文教授在耶鲁取得博士学位，与耶鲁有着很深的渊源，受此影响很深，他讲求文本细读，从文本出发发现问题；讲求见微知著，从小问题看到大结论，从微小的命题入手，运用新批评文本细读的方法，得出个性化的观点。其次，诗歌品评的优势。宇文教授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同时又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诗），因而能够从容站在比较文学的角度去理解中国诗歌。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西方学者一向不大碰触的古典文学批评也有深入的研究。1992年著《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1997年编写《中国文学作品选：起源至1911》，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认为“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愉悦，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如果要对中国和西方古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话，这是唯一的方法”[3]。最后就是语言上的优势。宇文教授精通欧洲除斯拉夫语之外的大部分语言，对于他所研究的对象——中文也是熟稔，而且通常情况下，由于他没有受到中国思维方式及已有的中国式评点的束缚，对于语言的认识与解读往往出人意表。
与其他学者对待文学史的态度不同，宇文教授“试图精细地探讨中国诗歌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对于诗歌来说，文学史就像是‘门厅’，人们只有通过他才能到达诗歌；但是，它本身并不理解诗歌。我希望有一天将带着新的视野回到文学史。”[4]这是他上世纪70年代对于文学史撰写的愿望，那么数十年之后他是带着怎样的新视野来编纂文学史呢？
宇文教授在《晚唐诗》中坦言有数年时间，多次放弃而又重新回到文学史写作[5]，他说文学史也“需要某种类似于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6]他提醒我们注意，在中国文学史里无论是文本还是阶段的划分，在多大程度上是经过了后来的历史过滤？而对前人过滤过的后代文学史，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我们自己写作的文学史中的一部分？[7]“如果我们一旦发现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和学术界常见的文学史存在相当大的距离，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找新的方法来重写文学史，而不是改变自己的理解以求适合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写作方式。”[8] 1997年宇文教授编写《中国文学作品选：起源至1911》（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New York/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时用实践打破了传统的以朝代对文学史进行分期的理论主张，通过题材展现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将每一文本置于其他相关文本的系统中形成“话语群体”，构筑文学史貌，此即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有学者指出：“宇文所安企图突破传统认识论上的二元对立，超越内部阅读和外部分析之间的对立，跳出文学史‘自律论’和‘他律论’的藩篱，运用文学场、社会场或权力场的同源性，重构文学历史的客观性和自主性”[9]，而《剑桥中国文学史》则又是宇文教授文学史理念的践行。
文学史是对以往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叙述。宇文教授认为，今天“尽管在知识的可达性方面有了真正的进展，但是在再现过去的其他方面，却是有变化无进展”，“我们对过去的再现是经过了现代口味和现代话语形式的调和中介的”，“我们永远无法客观地再现过去”，认为我们只能对过去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叙述，认为文学史是“一系列复杂的中介（Mediation）过程”，是“后代保存适合他们观念的文本，而听凭那些挑战这些口味和观念的文本佚失”，甚至有时“为了产生想要的结果而整合证据” [10]，提出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人为一首诗提供了一种吸引人的阐释；这种阐释大受欢迎，最终仿佛成了这首诗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让这种传统阐释成为可能，现代学者甚至做出种种企图调整作者的传记”，这些都是编撰文学史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宇文教授按照“史中有史”的原则编撰文学史，他认为“文学史本身就是文学史的一部分”，文学史叙述中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倒果为因，从结果追溯原因继而形成一种一脉相承的叙述脉络，而忽略了其原本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宇文教授及其团队并不将经典化（canonization）看得过重，他承认经典的存在，但认为编写文学史是为了“理解这些伟大作家是如何出现的，亦即伟大作家出现的社会条件和文学的语境”[11]。所以《剑桥中国文学史》并不非常注重作家个体，而是更关注某种倾向或潮流。比如，他认为盛唐不等于李白和杜甫，文学史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历史，不是少数天才诗人的文学史，“我们的目标不是用主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最伟大的诗人。”[12]另外，他善于挖掘新的作家作品，照顾到文学史辐射的广泛性。宇文教授认为：“写作新的文学史，需要大规模地重新评判无数以往的个别作家和作品，需要新的名家名作，提出新的辩论，并和从前的价值判断进行协商。”[13]有些诗人可能在的后代读者眼中并不是优秀的诗人，但对文学史却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们可能才是文学史的主流，例如初唐宫廷诗人即是如此。另一方面，许多作家作品是在后代被“经典”化的，文学史是不是应该记录所谓的重要作家、作品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被确立起来？如曹操是在明中叶才获得好评，成为明朝人心目中汉魏诗人形象的代表而被重新发现；又如陶渊明在六朝人心目中是一个隐士，作为诗人地位并不高，直到600年后其文学地位才逐渐提高。陶渊明、杜甫等大诗人具有后世生命（afterlife），所以他们会出现在宋、元、明清诸章节中。注重接受史，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特色之一。宇文教授认为要了解一位诗人，不应该被过多所谓的文学史常识误导，因为先验的印象与近乎麻木的钝感，使得我们对于某些作品过于熟悉而陌生，合理的做法是通读这位诗人以及他同时代诗人的全部作品，通过比较来了解诗人的特点，从而将他放置在文学史中恰当的位置。批判性的审察已经熟知的作家作品，是整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又一特点。
西方有种文体叫“Essay”，可以将文学、文论以及学术研究几种分开的范畴整合在一起，这是宇文教授行文采取的方式，也是其著作、文章具有可读性与思辨性的重要原因。与当代许多学术著作相比，宇文教授没有大量的注解和引文以显示其渊博，他的行文有时带着随意性和想像性，标题往往喜欢新颖别致，文字幽默而灵动。例如，他曾用“瓠落的文学史”来形容自己写文学史如何实践自己提出的种种可能，这个标题很吸引人，“瓠落”出自《庄子·逍遥游》，用在这里是说其问题好像如惠子的大葫芦一样大而无用，却引导我们随着他提出的可能一步步的思考。《剑桥中国文学史》田晓菲和宇文所安教授所写的部分基本是采用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读者可以将之当成一种学术散文进行阅读。
二、物质文化对文学发展的作用与文学史的分期
对于书写载体和传播媒介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这在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已被注意。如印刷术的普及对宋人以学问为诗的影响，近代报刊出现后，报刊对散文写作的影响等问题。更进一步，《剑桥中国文学史》将这种物质条件的影响上溯到宋代以前，关注文本的书写、传播、印刷和流传等物质文化层面问题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者们普遍注意的内容。比如说，宇文教授认为春秋战国是不能“书写”、只能刀刻的年代，以前都说屈原在自沉前写了《怀沙》，但是如果果真如此，那他得随身背多少竹简？又得花多少时间才能一笔一画用小刀刻完？到了东汉开始有了纸，文字的传播途径有了极大的改变，田晓菲教授指出从四世纪开始，纸成为重要的书写工具，这对于写作有极大促进作用，《隋书》共记录了140位文学家传记，几乎超过了汉代作家的两倍，她还举出谢安、桓玄的例子，证明黄纸迅速代替竹简和木片成为撰写官方文书的媒介。
宇文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在印刷本谱系上做得很出色，但不注重手抄本文化，特别是手抄本如何出现在北宋以及如何成为我们现在的存留的形象”，事实上“九世纪正是中国手抄本文化最后以及最充分发展的阶段，虽然手抄本的传播将持续在中国文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直到晚清”[14]。自从手抄本文化产生后，新的问题随之产生，所有由手抄本保存下来的文本永远都不可能准确地代表作品的“原始面目”，陶渊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在田晓菲教授《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已经有了很好的论述。再如，宇文教授在《晚唐诗》一书中指出中国学者的两个错误假设：第一，经过学者校勘的印本与手抄本文化时期的文本模式基本相同，过去30年内的欧洲手抄本文化研究已彻底推翻了这一想法。文本抄写者经常出错，有时还对文本作有意的改动，或者只抄写他们喜欢的文本。宋以前由于文本主要以手抄本进行流传，由此出现大量异文以及编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作出的文本选择。第二，唐代当时可以接触到著名诗人的全集。其实，“著名诗人的作品主要通过他们的作品选集也即‘小集’在世间流传，读者对次等有名诗人的接触一般来说都是通过总集”，小集或者选集大多出于人们编选时的乐趣与爱好，而非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集，是宋代学者合并在唐末灾劫中幸存下来的抄本小集而编撰出来的，“但编辑的过程也是丢失、篡改和恢复的过程”[15]。宇文教授以李商隐为例，指出他的成名“源于他的编辑者和崇拜者杨亿”，“李商隐从一个绮丽的诗人到一个心系国运的开阔视野诗人的转变，与杨亿对李诗的辛苦搜集，最终使李诗四倍于选集的数量分不开。如果没有杨亿对发现李商隐诗歌新抄本所作出的努力，我们现在对李商隐的印象可能会大不一样”[16]。手抄本文化的视角无疑开拓了我们对文学史的思考。
由这些物质条件的局限引申出了文学与文学史的不确定性概念。比如，唐和唐以前，现在所能见到的文本大多是唐以后人编辑整理过的，反映了后人的审美趣味和爱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编纂者对某个时代文学的理解，而并不是那个朝代的文学历史本身。宇文教授的研究是讲求证据、讲求实证的，这从他一篇篇的文本细读可以见知；但同时他又接受不确定性，重新审视文本证据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意识地从更多元的视角去体现当时文学的复杂情境。他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过程中，发觉“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和‘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17]，因而文学史也不再是确定不疑的，而是变化的、不确定的、无规律可循的。比如在研究先秦时期的文学时，宇文教授认为我们必须得面对一个事实，即早期中国是个口头传播的世界，从口述到书写的过程中有许多不确定性，这对于宋元及之前的文学史书写尤为重要。比如，《诗经》一直是一种用古老语言传诵的口头文本，并非一个固定时刻写成的文本，它是属于一段相当长期的传播和诠释的历史。
物质文化及文学发展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战国和西汉可以划分到一个时期，东汉、魏、西晋可以划分到一个时期，因为战国和西汉是用竹简来传播文字的，研究这一段要关注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的关系。而到了东汉出现了纸笔，这是一个跨越式的转变。宋代以后则是印刷术普及的历史，它与之前的文学史会有很大的不同。谈到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各段分期除了充分考虑到物质文化发展等外部的因素，更主要的是贯彻了文学本位的思维进行书写。
三、贯彻文学本位思维的文学史分期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剑桥文学史》系列之一，所以它的编纂要考虑到与其它文学史的匹配。这个系列中的其它国家文学史，如俄国、德国、意大利，都是从1400年左右开始的，因此《剑桥中国文学史》最初也考虑将一、二卷的分水岭定在1400年（当然实际上是从1375年划分）。各章的安排与传统的朝代分期方法有很大不同（详细可以参看下表）。以宇文教授主编的第一卷为例：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跨度时间非常长，从先秦一直到西汉。第二章从东汉到西晋，因为西晋仍处在东汉的世界。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因为隋代和唐太宗时期是北朝后期的遗绪，故将北朝与隋暨唐初放在一种文化语境下进行解读。第四章文化唐朝，从武后开始，因为武后是个英雄，她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分配，时代发生了大转变影响到文学的转变，这一段一直延伸到北宋初（1020），因为北宋初受唐代影响很深，此期的文学还很像唐代。第五章北宋。第六章南方与北方：12、13世纪文学（1020-1126），用地理位置区别，北有金、元（初），南有宋，照顾到了南宋时的北方文学。第七章，晚金到明初的文学（1230-1375），包括（完颜）金灭亡前的4年、南宋灭亡前的49年、整个元代以及明初7年，因为明初与元朝文学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分别，所以将朝代分期打破。第一卷中将唐初、宋初、明初归入上一时期的文学史，这是典型的文学本位思想下的分期方法，以文学自身的发展书写文学史，尽可能还文学史以原貌，这是宇文教授文学史理念的精彩呈现。
打破朝代分野是整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显著特色，但以文学本位的意识撰写文学史却并非《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新见，早在1999年由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袁行霈先生组织多位学者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就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发展变化所呈现出的阶段性，而将其它的内容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袁编《中国文学史》有着新的史学思维。尽量避免将文学史写成各朝代作家作品论的汇编，重视文学现象的发生演变、重视新的文体的出现及变化、重视文学流派的形成和消失、重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重视作家作品的承与传、重视促成文学演进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袁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古七段”说。所谓三古即上古、中古、近古。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分为两段：第一段先秦和第二段秦汉。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分为三段：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分为两段：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18]。为直观起见，下面将两种文学史的分期同异，列表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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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编《中国文学史》 |
朝代 |
《剑桥中国文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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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
先秦两汉 |
第一段：先秦 |
先秦 |
1.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hrough Western Han（早期中国） |
卷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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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秦汉 |
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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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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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
2. From the Eastern Han through the Western Jin (AD 25–317)（东汉到西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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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
魏晋至明中叶 |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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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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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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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 |
3. From the Eastern Jin through the Early Tang (317–649)（东晋到初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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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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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
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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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
4. The Cultural Tang (650–1020) （文化唐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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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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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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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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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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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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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Northern Song (1020–1126) （北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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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
金 |
6. North and South: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南北：12到13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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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iterature from the Late Jin to the Early Ming: ca. 1230–ca. 1375（晚金到明初的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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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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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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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iterature of the Early Ming to Mid-Ming (1375–1572)（明初到明中叶的文学） |
卷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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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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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古：
明中叶至“五四”运动 |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
晚 |
2.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ate Ming (1573–1644)（晚明的文学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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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
初 |
3. Early Qing to 1723（清初到172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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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4.The Literati Era and its demise (1723–1840)（文人时代及其让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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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osimetric and verse narrative说唱文学[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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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
鸦片战争 |
6.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841 to 1937（1841年到1937年的中国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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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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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 |
民国 |
1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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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
7.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37 to the present（1937年到现在的中国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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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1949-）[20] |
194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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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袁编《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分做两部分，而《剑桥中国文学史》合一，此外《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明清文学的分期更加细密。《剑桥中国文学史》古代部分的12段分期（除“说唱文学”一章）与袁编《中国文学史》之“三古七段”说中的“七段”分期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文学本位的分期观念是相同的，应当说《剑桥中国文学史》将这种分期观念贯彻地更加彻底。
当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完全抛开朝代是不大可能做到的。袁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对于文学史的分期提出了较为成熟的看法：“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的分期，但我们仍然认为，朝代分期在目前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中符合长期以来的习惯，更便于操作。而且，朝代的更换有时也确实给文学带来了兴衰变化，汉之盛在赋，唐之盛在诗，宋之盛在词，元之盛在曲，上文已经涉及。再以唐、宋两代诗文的创作而论，随着本朝之内时间的推移，都有一个从渐盛到极盛再到渐衰的发展过程。其中似乎存在着与朝代兴衰有关的某种原因，值得我们注意。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完全替代的理由。三古七段是我们处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仍然愿意保留朝代分期（如本书四卷、九编的划分），作为另一种视角，并将二者结合起来，使之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这就是说，我们主张用双视角来处理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因此，三古七段说更全面的表述是：三古七段双视角。”[21]
关于朝代分期不可完全替代的理由，与宇文教授合作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孙康宜教授在清华大学讲演中的内容正可作一注解：“我们一般不用一个朝代的灭亡来划定一章，但1644年明朝的灭亡，我们还是认为可以用它来划定一章，因为在明朝灭亡之时，产生了很多的明代遗民的作品，故明朝的灭亡对文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写作上，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负责撰写第十三章1841年到1937年的中国文学，一方面认为1841年龚自珍逝世更有文学史的界标意义，但另一方面选取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作为这一时段文学的结束，显然又顾及到历史重大事件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所以，不完全以朝代来分，也不可能完全不考虑朝代，两相结合会更有价值[22]。
四、“旁观者”视角下的新型文学史
新编《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在历史主义关照下的新型文学史书写，其新意还体现在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旁观者”的视角，特别是一些具体而微的观点上。
以小见大，以部分代整体，这不仅是文学史撰写的新尝试，也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好方法。宇文教授喜欢探察文学史上的一些蛛丝马迹，由此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通过以点带面的“举隅法”来撰写文学史，这是宇文教授的习惯方式，最为典型的体现在其关于唐代诗歌史的论述中。宇文教授关于唐代文学的主要著作有博士论文《韩愈和孟郊的诗》（1975）、《初唐诗》（1977）、《盛唐诗》（1980）、《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1996）、《晚唐诗》（2006），这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唐代文学史。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宇文教授负责公元650-1020的部分，这让他将三十余年来关于唐代文学的思考和研究尽数体现在其中。首先，重新审视初唐。文学史对初唐的偏见持续了上千年，他认为初唐是宫廷诗的时代，多数诗歌更适合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比如陈子昂，在当时来说只是一个次要的诗人，他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对于后来的诗人来说，陈子昂代表了一种彻底脱离近代文学传统的必要幻想”[23]。晚唐李商隐讽刺沈宋王杨“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这道出了文学接受过程中的变异，“李商隐之所以能够感觉到自己及同时代诗人写得更好，是因为他们在某些基本方面正写着与初唐相同的诗歌”，初唐为盛唐提供了形式、主题及诗体惯例，创造了律诗，形成了重要应景题材的成熟形式和惯例，甚至晚唐也在承袭着这种形式和惯例[24]。此外，在还有许多精彩观点，如“宫廷政治斗争挽救了唐王室”，“玄宗时期的诗人常常十分怀念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文化”，因而玄宗朝与则天朝的文学是一脉相承的，中间的过渡是睿宗朝，这些无疑对唐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非常富有启发性。
其次，对初唐宫廷诗与盛唐京城诗的看法。宇文教授指出宫廷诗不同于宫体诗，他们受到后代猛烈抨击的重要原因是它与儒家文化传统背道而驰，他认为宫廷诗“是一门变化微妙的艺术，每一次优雅的表演都能获得一笔奖赏。这里没有空间容纳未受正规训练的天才”、“在外部诗人和成长于宫廷环境的年轻人之间，这些精致的法则实际上设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些美学法则为宫廷所掌握，它们产生出一种在场合和观念两方面都贵族化的诗歌”、“它们抑制勇于创新的诗人，扶助缺乏灵感的诗人，把天才拉平，把庸才抬高”[25]。他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宫廷诗的法则，把每一首宫廷诗看作“三部式”或对偶的语言结构，这是富于创见的认识。与初唐类似，盛唐被“京城诗”这一现象主宰，京城诗是宫廷诗的衍生物，它“是一种社交现象，通过实践和诗歌交换而掌握”[26]，王维就是一个最善于社交、最雅致的唐代诗人之一，既按照京城诗的规则创作，又超越了这些规则，是一个能够在统一的美学标准与规则下写出伟大诗歌的诗人，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京城诗人与非京城诗人共同构成了盛唐的辉煌。
宇文教授将唐代诗歌史划分为初盛唐与中晚唐两个阶段，盛唐诗是最为典型地中国诗歌的非虚构传统：诗歌是对真实世界的真实经验的记录，是不与日常生活相分离的艺术。初盛唐诗歌的演进正是诗歌的非虚构化或者说是情境化历程。中唐才出现与日常生活相分离的西方意义上的艺术，诗歌领域实现自足并出现职业诗人群体。
宇文教授独树一帜地将中唐文学的上限划在公元791到792之间，下限在公元825年。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出于对诗歌、文的分期以及统一的文化上考查的综合审视。结合侧重于诗歌分期的“四唐”说与侧重于文章分期的“三变”说，以韩门的形成壮大作为中唐的开始，强调韩在文学理论、文学创作、个人人格的开创一代新风的作用。791-792年间，正是中唐主要诗人进京赶考的年份，韩愈、孟郊、李观等汇聚一堂，中唐文学由此开始。他认为中唐内部存在着大量相互对立的“亚套系”，这种共生状态下的相互抵牾与协调是文学的发展动力。中唐诗人表现为否定性的特性，存在自觉与刻意的矛盾，“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历史分期最好是被当作一块块模板（matrices）来看待。这些模板不是孤立的东西拼凑起来的，而是由相反或相对的概念与立场组成的套系（sets）。在模板当中，由另类概念与立场组成的亚套系（subsets）就构成所谓的‘问题（issues）’，而每一次解决问题的努力都似乎同时饮食了相反或相对的概念与立场。……这些相反或相对的概念与立场，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生机活力。它们最终会被忘却或得到解决，以新的常规话语或形象出现。这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的方式之一”[27]。
宇文教授认为写一部中唐诗史是不可能或不恰当的。“首先，中唐诗人和初、盛唐诗人不同，并不是一个专门写诗的群体；其次，中唐并不仅仅是一个诗的时代，其中其他一些文体的发展，至少不比诗歌的意义小。这样看来，中唐的文学太过丰富，必须同时兼顾，才能反映出那一历史时期的独特面貌。”[28]对此，西方学术界有不同观点。基于这种考量，宇文撰写了《中国“中世纪”的终结》，这部著作由几篇互相独立、但彼此又有联系的论文组成。他说：“中唐作为一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意义，所以不仅通过比较尤其是与初盛唐比较来凸显新的因素，而且更联系后世尤其是宋代以说明它的开创作用”，“不仅要摆脱历史框架的限制，而且要摆脱不同文体分野的限制；一方面在横切面上注重各种倾向、各种文体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在纵断面上表现出不同时代文学发展的不同特色和生成关系”[29]。这是他打通文体，摆脱历史分期的一个鲜明例证。在这里，宇文教授再一次告诉我们要注意用“史”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初唐与盛唐有联系，盛唐与中唐亦密不可分，“盛唐文学代表了唐代文学的典范，但是我们应该记得，是中唐首次把盛唐变成了这样的典范。”[30]
如果说《中国“中世纪”的终结》引入“中世纪”终结的比较视野和现代性视域，那么《晚唐诗》则强调对同时代诗歌语境和手抄本文化研究的视角。手抄本文化视角，已在上文有所涉及。关于诗歌语境他指出，“我们看到成群的诗人共享一种公共的旨趣，新时尚出现，特定场合成为诗歌创作的中心。而一些独特的个人不顾当时诗歌风尚，刻意走自己的创作道路。换句话说，当我们贴近观察就会发现，除了作为一个时期，并不存在一个连贯的晚唐。”[31]正如南朝末期的诗风跨越了朝代的更替延续至初唐，晚唐诗风同样持续了两个世纪。因而宇文教授将《剑桥中国文学史》“文化唐朝”部分延伸到了北宋初。
无可否认，宇文教授前面的一些研究在许多学者眼中存在着不足。中国大陆学者如莫砺锋、刘建明教授曾指出《初唐诗》、《盛唐诗》、《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存在着字句和诗意的误读、过度诠释、历史知识及典故知识的欠缺、文学史研究中以偏概全等[32]。近些年来，以比较文学、文艺学对宇文教授中国文论研究的关注为起点，海内外中国古典文学界似乎也出现一股“宇文所安热”，宇文教授的观点与研究方法逐渐得到认同与追捧。西方学界的认识接受过程大体相同，从上世纪70年代宇文教授的第一本专著《孟郊与韩愈的诗》出版以来，几乎他的每种著作一经出版立即就会有书评，当然其中不乏批评的意见。[33]
纵观《剑桥中国文学史》田晓菲教授东晋到初唐部分的写作，其基本的框架与中国大陆的文学史没有太大的不同[34]。按照时间顺序，关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大体分为东晋、南朝（分五世纪、六世纪）、北朝，具体到每一时期，则主要以代表作家或代表体裁展开论述。比较有特点的是，她认为四言诗在魏和西晋比文学史通常所承认的地位重要得多，田晓菲教授指出虽然五言诗已然普遍，但四言诗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下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并举挚虞为例，认为四言诗至五世纪仍居主导地位为证，意在凸显印刷术普及之前的文学历史，手抄本文化、异文的产生，以及编者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做出的文本选择对于文学史的作用等，这是以陶渊明为例说明的。第三部分（南朝六世纪）文学生产：目录，类书，文选；创伤与离别：南朝衰落的书，两小节的设计是比较有特点的。
撰写北宋文学史的艾朗诺教授认为，写诗歌的欧阳修和写宋词的欧阳修，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写散文的欧阳修又像是别外一个人。李清照的许多词是后来过了几百年以后到明末时期才发现的，只有一半是可以被证明是李清照在世时亲笔写下的，那今天很多学者将这二者混为一谈了，而实际上明末时期才发掘的那里多首作品，很可能不是李清照写的，而是别人模仿她的手笔所作。艾朗诺认为后世学者对于李清照和赵明诚之间的美好婚姻理想化，其实很复杂，《金石录后序》除了怀念赵明诚以外，背后还有一些情感[35]。
以上对于《剑桥中国文学史》作了番挂一漏万式的评述，大致梳理了宇文教授的文学编写理念。总之，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文学史，尽管这样的做法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但诚如宇文教授所说，“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比肩；我们唯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36]当然，这是一种非常谦虚的说法，但西方学者的观点却无疑是提供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旁观视角。衷心期待《剑桥中国文学史》能够早日译成中文，以飨更多中国文学研究者。
附录：
一、本书作者一览：
主编：Stephen Owen（宇文所安，哈佛大学）, Kang-i Sun Chang（孙康宜，耶鲁大学）
分章作者（中英文及所属学校）：
Martin Kern（柯马丁，普林斯顿大学）,
David Knechtges（康达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Xiaofei Tian（田晓菲，哈佛大学）,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哈佛大学）,
Ronald Egan（艾朗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Michael Fuller（傅君励，加州大学厄湾分校）,
Shuen-fu Lin（林顺夫，密西根大学）,
Stephen H. West（奚如谷，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Kang-i Sun Chang（孙康宜，耶鲁大学）,
Tina Lu（卢迪娜（音译），宾夕法尼亚大学）,
Wai-yee Li（李惠仪，哈佛大学）,
Shang Wei（商伟，哥伦比亚大学）,
Wilt L. Idema（威尔特·艾德玛或伊维德，哈佛大学）,
David Der-wei Wang（王德威，哈佛大学）,
Jing Tsu（石静远，耶鲁大学）,
Michel Hockx（贺晓麦，伦敦大学）,
Michelle Yeh（奚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二、目录：
Volume I: Introduction;
1.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hrough Western Han Martin Kern;
2. From the Eastern Han through the Western Jin (AD 25–317) David Knechtges;
3. From the Eastern Jin through the Early Tang (317–649) Xiaofei Tian;
4. The Cultural Tang (650–1020) Stephen Owen;
5. The Northern Song (1020–1126) Ronald Egan;
6. North and South: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Michael Fuller and Shuen-fu Lin;
7. Literature from the Late Jin to the Early Ming: ca. 1230–ca. 1375 Stephen H. West;
Bibliography; Glossary; index;
Volume II: Introduction;
1.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Ming to Mid-Ming (1375–1572) Kang-i Sun Chang;
2.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ate Ming (1573–1644) Tina Lu;
3. Early Qing to 1723 Wai-yee Li;
4. The Literati Era and its demise (1723–1840) Shang Wei;
5. Prosimetric and verse narrative Wilt L. Idema;
6.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841 to 1937 David Der-wei Wang, Jing Tsu and Michel Hockx;
7.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37 to the present Michelle Yeh, Jing Tsu and Michel Hockx;
Bibliography; Glossar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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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此系列仅出了先秦文学史、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元代文学史共八册，缺秦汉文学史、明代文学史、清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
[2]《史中有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上），《读书》，2008年第5期，第22页。
[3]张宏生：《“对传统加以再创造，同时又不让它失真”——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斯蒂芬·欧文教授》，《文学遗产》，1998年第8期。
[4]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
[5] Stephen Owen,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0-860),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p14.
[6]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2003，第2页。
[7]《瓠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第8页。
[8]《瓠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第5页。
[9]王敏：《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PP.106.
[10]《史中有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第22-27页。
[11]《“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专访宇文所安》，《南方周末》，2007年4月第28版。
[12]宇文所安：《盛唐诗·导言》，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页。
[13]《瓠落的文学史》，《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第267页。
[14]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827-860), Pp12; PP. 569.
[15]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Pp569.
[16]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Pp336-338.
[17]《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第6页。
[18]袁编文学史三古的断限，一是魏晋，一是明中叶（正德、嘉靖之间），这是非常科学的理念。对此，袁先生有着精彩的论述：魏晋是中古期的开端，明中叶是近古期的开端。这两个时期可以称之为文学转型期。魏晋时期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一、开始了文学的自觉时代；二、文学语言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三、这是诗词曲三种重要文体的鼎盛期期；四、小说取得重要的进展；五、文学传媒出现了多种新的形式；六、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包括了各个方面。明中叶文学的巨大变化是和社会的变化相关。一、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学创作的商品化，反映市民的生活和趣味的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二、创作主体个性高扬，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写；三、通俗文学借着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广泛地渗入社会各个阶层；四、新的读者群的形成。魏晋和明中叶不仅在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两个转型期。魏晋以后佛教典籍大量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亚于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时的影响。明中叶的社会情形，让人明显地感到有一种新的气息，这是一种商业的气息，都市的气息，从这时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形态。（《守正出新及其它——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与教学》，《中国大学教学》，1999年第6期。）
[19]按：说唱文学因为年代的不确定性，故而单列一章。
[20]按：传统中国文学史不包括现当代文学，此处列出以便对比。
[2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2]按：由于《剑桥中国文学史》主要是给西方读者撰写，以具体的年代分期可能更有利于西方学者阅读。
[23]《初唐诗》，第121页。
[24]《初唐诗》，第178页。
[25]《初唐诗》，第7页。
[26]《盛唐诗》，第68页。
[27]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陈磊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21页。
[28]《“对传统加以再创造，同时又不让它失真”——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斯蒂芬·欧文教授》。
[29]同上。
[30]《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页2。
[31]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827-860), Pp6.
[32]书评：《初唐诗》和《盛唐诗》，《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488-505。书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页508-513。
[33] James J.Y. Liu, Reviewed work(s): 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u by Stephen Owen, H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36 (1976), pp. 295-297. James J.Y. Liu, Reviewed work(s):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by Stephen Ow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8, No.1 (Nov., 1978), pp.168-169. Paul W. Kroll, Reviewed work(s):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by Stephen Owe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1, (Jan., 1979), pp.123. Michael S. Duke, Reviewed work(s): 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u by Stephen Owe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1, No.2 (Jul., 1979), pp.284. A.M. Birrell, Reviewed work(s):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by Stephen Owe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44, No.3 (1981), pp.614. James J.Y. Liu, Reviewed work(s):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by Stephen Owe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4, No.1 (Jan., 1982), pp.97-104. Kennetth J. DeWoskin, Reviewed work(s):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by Stephen Ow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03, No.2 (Apr.-Jun., 1983), pp. 457. Anthony C. Yu, Reviewed work(s):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by Stephen Ow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2, No.3 (May, 1983), pp.602. James J.Y. Liu, Reviewed work(s):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by Stephen Ow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5, No.3 (May, 1986), pp.579. Paulin Yu, Reviewed work(s):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by Stephen Ow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7, No.1 (Jun., 1987), pp.351-353. Richard John Lynn, Reviewed work(s):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by Stephen Ow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6, No.3 (Aug., 1987), pp.650. Josephine Chiu-Duke, Reviewed work(s):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by Stephen Ow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6, No.1 (Feb., 1997), pp.184-185. Joseph R. Allen, Reviewed work(s):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by Stephen Owe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19, (Dec., 1997), pp.142.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Reviewed work(s): 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by Stephen Ow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58, No.1 (Jun., 1998), pp.291-297.
[34] 共分四个部分，1、四世纪文学：东晋概论、文学的社会作用、叙事文学、内省的山水（introspective landscape）：诗歌和散文、其它诗歌与赋、乐府诗、文学批评、陶渊明、六朝文学。2、南朝文学（五世纪）：概论、写作与社会生活、谢灵运、颜延之、鲍照、江淹、刘义庆及其文学集团、绝句的兴起、永明文学。3、南朝文学（六世纪）：梁武帝和文学集团的兴起、文学生产：目录，类书，文选、文学批评、宫体诗、其它文学形式、南北文化建构、创伤与离别：南朝衰落的书写、结语。4、北朝：五世纪至七世纪初。概论、五至六世纪的北朝文学、从隋炀帝至唐太宗。(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ited by Kang-I Sun Chang & Stephen Ow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1 (2010.5): 199-285.)
[35] 宇文教授在《The Shares of Memory》中通过对《金石录序》的解读，认为李清照对赵明诚收集金石过于较真有所不满和埋怨。
[36] 蒋寅：《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读书》，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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