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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有一个观点，叫做“风格即阶级”。对这样一个近乎荒谬的观点，托洛茨基并不反对，只是作了修正和补充。在他看来，风格不是一种与阶级俱生的现象，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只要你是无产阶级，那么你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无产阶级的，只要你是资产阶级，那么，你写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阶级寻找自己的风格要经过一个十分复杂的途径”[31]。托洛茨基将“风格”问题政治化，认为它首先地、唯一性地表现在政治中，“政治是无产阶级真正创造出自己风格的唯一领域”[31]。有这种绝对的政治化理念作为“支援意识”，他便有足够的勇气和底气蔑视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因为这种业已过时的批评，只不过是“在文学上凿出一个通向社会的通风口”，完全没法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批评相提并论：“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置于聚光灯下，我们斗争的所有阶段都被马克思主义的光芒照亮，每一种设施都被从各方面批判地敲击过。在这样的条件下因没有别林斯基而叹息，这便暴露出——唉!唉!——一种知识分子小团体的孤僻，完全是那个最虔诚的左翼民粹派的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的风格(绝不是宏伟的风格)。‘没有别林斯基。’但是要知道，别林斯基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而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领袖。如果活的别林斯基被带到今天，他很可能是一位——我不想向‘锻冶场’隐瞒这一点——政治局委员。他甚至可能去驾辕。”[32]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狭隘的观点。它将文学泛政治化，完全否定了文学的专业性特点。它所造成最终后果，就是取消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独特价值。别林斯基做“政治局委员”?亏他想得出! 极端自信的意识形态诉求，永远不会让自己停留在被质疑的相对主义的水平上。它要获得一种绝对的品质。从认知的角度讲，它要成为科学；从信仰的角度讲，它要成为宗教。于是，根据阶级、革命、阶级斗争、唯物辩证法所提供的精神支持和道德优越感，托洛茨基雄心勃勃、信心满满，自诩已经建构起了高级形态的理论体系，即“革命的代数学”。这是一种达到最高水准的科学理论。从这个理论的高度来看，没有无序和混乱，只有秩序和规律，而一切似乎是混乱的现象，都是经过算计的或者被预见到的：“各阶段的交替的合理性已被洞察并包含在铁一样的公式里。简单的混乱是盲目的深渊。而在起领导作用的政治中却有着明察和警觉。革命的战略不像自发势力那样无定形，而像数学公式那样完善。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看到了见诸行动的革命代数学。”[34]这显然是一种幼稚而虚妄的理性自负，也是一种必将带来灾难后果的理性自负。托洛茨基完全忽略了人类的有限性，尤其忽略了人类在自我认知和自我克制方面的有限性。由于过度的自负，他完全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巨大的混乱和灾难，往往就是人类最自信、最自负的时候发生的。 然而，这种认知上的自负，不仅导致行动上的盲目，而且，还必然使人目空一切，必然使人蔑视他者。正是这种虚妄的自负心态，使托洛茨基在宣布自己的理论绝对正确和准确的同时，宣判了那些“同路人”作家的死刑：“明晰性、现实性、思想的物质力量、极度的彻底性、路线的明确性和坚定性——十月革命的这个基本特征是与十月革命的艺术同路人们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能是同路人。”[35] 许多年后，流亡中的托洛茨基，终于摆脱了那种理论建构上的谵妄症。身处逆境会使人更加谦虚和理性。这时的托洛茨基，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志得意满和不可一世。他终于承认：“任何政治的预断都不能自命像数学一样准确。”[36]显然，他这样说是为了反驳“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不知道，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刻，他是否想到过自己当年的狂妄和自负，是否想起了自己所宣扬的“革命代数学”? 极端的革命者都有一种特殊的历史观。他们通常都是天生的未来主义者。他们蔑视过去，轻视传统，立志要做前无古人的事情。他们有一种很强的文化优越感，倾向于否定固有的文化，建构一种全新的文化。托洛茨基无疑就是这样的革命者。 在考查无产阶级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的时候，托洛茨基没有像未来主义者那样以完全不屑的态度否定普希金，蔑视伟大的传统和经验，并与之决裂。他承认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价值，肯定他们对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意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生活在传统中，说真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不再是革命者。”[37]但是，他反对将旧有传统文化与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等量齐观，反复提醒人们，“不能把封建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并置于同一历史行列”[38]。他对传统的态度是功利主义的。他只是要利用传统。他“掌握普希金的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超越他”[39]，是为了建构新的革命文学的传统。他对无产阶级艺术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但是，更多的时候，托洛茨基却是无情而彻底地否定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史，否定知识分子的在学术等方面的成就，贬低和否定俄罗斯的作家和文学。他说，一百五十年来，俄罗斯的哲学社会科学不曾对世界作出任何贡献：“如果看一看我国知识分子中那些自鸣得意而又毕恭毕敬的历史学家和肖像画家们，便不由得令人感到气愤。我们拥有历时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知识分子，他们极其大公无私，胸怀大志，‘为思想’，‘为欧洲’而生活——可是，在哲学或社会学领域里，我们对世界作出了什么贡献呢?没有，完全等于零!”[40]他认为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人都是“微不足道”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始终是个学生，未能变成先生”；赫尔岑、拉甫洛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则“无论如何也不会载入世界社会主义的史册；他们完全消失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中了”。[41] 那么，作为思想家和文化人的托尔斯泰如何呢?他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杰出人物吧?可以算做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伟大知识分子吧?托洛茨基的回答是：“这样不会是令人信服的。毫无疑问，腰系皮带、脚穿麻绳鞋子的托尔斯泰不是倚仗自己的社会学，而是作为一个实际的大人物而完完整整地进入思想界的。……不过，在欧洲宗教改革和欧洲历次革命之后，在19世纪欧洲的各种社会学之后，托尔斯泰又提出了什么新的东西呢?”[42]总之，就像旧的俄罗斯一无是处一样，旧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也简直是一团糟，应该受到彻底的否定：“世界观的转变可能具有主观上的悲剧性质(别林斯基)、喜剧性的庸俗性质(不足挂齿的别尔嘉耶夫)、精神堕落的性质(司徒卢威)、夸夸其谈的肤浅性质(明斯基、巴尔蒙特)、背叛的性质(卡特柯夫、季霍米罗夫)，可是，其历史基础却是同出一辙：我们的社会贫困。”[43]这是对俄罗斯伟大的文化成就和文学成就极其随意的粗暴否定。别林斯基世界观的转变并不具有那样的“悲剧性质”，别尔嘉耶夫也并不是“无足挂齿”的，而巴尔蒙特的诗至今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赞扬。 那么，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如此彻底地否定俄罗斯的固有文化?原因很简单：他要否定俄罗斯社会，或者说，他要通过这种否定，为革命的发生和新社会的建立提供合法性依据。所以，他的基于直接的功利目的的否定，就难免具有歪曲事实甚至诋毁传统的性质。 这种对俄罗斯文化的整体性否定，必然会从整体上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裹胁进来。那个逻辑依然有效：社会坏，则一切都坏；在这样的坏社会里，照例不可能产生很好的文学。所以，就像思想家托尔斯泰被否定一样，文学家托尔斯泰也要受到文学新秩序的建构者的贬抑和否定。 那么，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到底怎样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