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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与革命的冲突中，革命几乎是天经地义地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它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文学让渡自己的个性和自由。正因为这样，托洛茨基才有足够的底气责备诗人和作家。他猛烈地批评一切试图要求“创作自由”权利的人，批评为了“创作自由”而与革命保持距离的人。他反对那些不承认文学的“倾向性”的作家和艺术家。在他看来，倾向性是文学的基本性质。他也知道，那些追求自由的艺术家和作家，不会无知到真的认为艺术和文学是没有“倾向”的，而是通过这种“不承认”来表达这样的态度和诉求：坚持基于自己的感受和判断的倾向，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被强加的“倾向”。 然而，托洛茨基是不会接受他们的诉求的。理由很简单：倾向是有原则性的，而绝对正确的倾向只有一种，那就是基于“阶级斗争”原则之上的“革命的倾向”，舍此之外，只有错误和犯罪，没有别的。所以，像“谢拉皮翁兄弟”组织中的一些人“想摆脱革命，保障其创作自由不受革命的社会要求的干扰”，就是“无原则性的炫耀”，“是胡说和愚蠢”[20]。托洛茨基很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能与历史开玩笑。在这里将直接根据罪行定罪。”[21]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恐吓和讹诈! 1946年，在《对文学的阻碍》一文中，奥威尔说道：“共产主义者常常给思想自由贴上‘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幻觉’等等标签，而他们提出的论据，则是‘罗曼蒂克的’、‘感伤主义的’这样侮辱性的词句；又因为这些词句并没有确切的含义，所以也就很难反驳。”[22]其实也不难反驳。这些简单的标签和侮辱之词，无非是一种极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产物，充满了颐指气使的主宰者惯有的傲慢与偏见。作为一种文化霸权性质的话语，它蔑视自由的价值，缺乏尊重他者人格和权利的尊重，缺乏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品质——平等意识和对话姿态。 阶级论是托洛茨基文学思想的重要基石，而阶级斗争是他的文学观的重要内容。他的文学观本质上是一种阶级论的文学观。他说：“在历史上出现的人类社会中，社会的条件首先就是阶级属性的条件。这就说明，为什么阶级标准在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都很有用，在艺术中甚至更加有用，因为艺术时常反映着最深刻、最隐秘的社会意愿。”[23]不错，艺术和文学确实表达着最隐秘的“意愿”，但这意愿因为有着极为丰富的、具有普遍性的人性内容，所以，远非“阶级标准”所能涵盖。 像所有用狭隘的“阶级”眼光看世界的政治家一样，托洛茨基很少把人都看做人，而是把人群分为“我们”和“他们”，或者“敌人”和“朋友”。他说：“勃洛克不是我们的人。”[24]这等于说，所有未被认可的文学家都不是“我们的人”。根据充满偏见的阶级理念，托洛茨基将文学区分为判然分明、截然对立的两类：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可以与之互换的表达是：新的文学和旧的文学，进步的文学与落后的文学，十月革命的文学与“非十月革命的文学”。其中，“非十月革命文学”是一种与它所服务的阶级在精神上同构的文学：“就形式的谱系而言，它是我们旧文学年长一脉的终结，那旧文学开头是贵族文学，最后成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文学。”[25]当然，根据共产主义将消灭阶级的最终理想，托洛茨基也将文学的阶级性看做暂时的现象：“无产阶级制度只是暂时的、过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上的伟大就在于，它将为超阶级的，第一种真正人类的文化奠定基础。”[26]在他看来，那些“同路人”的文学，虽然还不是“非十月革命的文学”，但是，也属于那种不值得信任的、没有前途的文学：“他们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同路人。如果说，非十月革命的(实际上是反十月革命的)文学是地主资本家俄罗斯的垂死的文学，那么，‘同路人’的文学是一种新的苏维埃民粹主义，它没有旧民粹派的传统，暂时也还没有政治前途。”[27]他把知识分子与人民对立起来。知识分子是一群犯有原罪的人。他们缺乏人民的美德和能量：“没有人民，知识分子就无法立足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赢得发挥历史作用的权利。”[28] 极端的阶级论，必然是“主宰阶级论”，必然包含着极端的偏爱和偏见。托洛茨基将“无产阶级”当做新的上帝选民，当做人类和世界未来命运的主宰者。他将文学视为“阶级”在道德上的直接对应物，毫无分寸地美化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学，毫无理性地诅咒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学。他将文学与外部制度和生活氛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和因果关系：“非十月革命艺术之所以垂死无力，是因为它的全部历史与之相联的那些阶级垂死了；离开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及其生活氛围，没有庄园和沙龙最巧妙的授意，这一艺术便看不到生活的意义，便会枯萎，死亡，走向乌有。”[29]问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真正的文学都不是认同和服从的结果，因为，作为一种表达意愿的精神现象，它赖以产生的内在动力，来自于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也就是说，都来自于对“社会制度”和“生活氛围”的质疑和疏离，而不是认同和服从。谁能说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写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巧妙授意”的结果呢?谁能说《史记》和《红楼梦》是服从其时代和“阶级”指令的结果，而不是疏离性甚至批判性反思的结果呢? 在托洛茨基的将“阶级性”的意义无限夸大的观念体系里，政治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必然高于一切，也高于文学；文学是具有阶级属性的并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他反对“纯艺术”，反对“客观主义”，强调文学的阶级倾向性，提倡一种“新艺术”：“新艺术就其本性来说不能不将无产阶级的斗争置于其注意的中心。……为了创造这样的抒情诗，诗人自己就必须以新的方式感知世界。如若只有基督或上帝本人俯身于诗人的怀抱(如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什卡普斯卡娅等人诗中所写的那样)，那么，仅这一个特征就能证明那种抒情诗的陈旧，证明它在社会意义上，从而也在审美上都不适合于新人。”[30]这种狭隘的态度和极端形态的艺术观，甚至成了苏维埃获得政权之后被代代继承的稳定的“文学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