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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的流淌与文化的超越 1.《敦煌》的追溯 《敦煌》描绘了主人公赵行德传奇般坎坷曲折的人生。大宋举人赵行德进京赶考，却因瞌睡错过了考试，因缘际会救了一位西夏女子，却被西夏女子所赠之物上的西夏文字所吸引，为求解而远赴边关，竟成了西夏军中一卒，伴随着西夏军事与文化的崛起，见证了河西诸州血与火的历史。他逐渐看淡生死，参透禅机，最终在大军压境破城之际，藏万卷经典于鸣沙山石窟，使其免于乱世浩劫，流传后世。而这一切也正是源于赵行德跟一个西夏女人的偶遇，这次偶遇使他“总觉得似乎另外一种东西代替了自己心中原来认为是珍贵的东西”。[2](P11) “他想弄清这三十个字的意思，为此，他将不惜花最大的努力。”“西夏是一个北方之谜的民族，它隐藏有自己所不认识的文字，隐藏着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女人的血液。在那里不是有一种自己梦想不到的顽强而有价值的东西吗?它不是像粘稠的油一样存在着吗?他想到那里去，想亲手触摸它。”[2](P14)赵行德就是这样放弃了曾经占据了他整个身心的对科举的执着，把兴趣投向了一种陌生文化，在某种像是冥冥之中已定好的命运的召唤下来到了西域。而这仅仅是出于想了解西夏文字的目的，还有那个个性强硬充满野性魅力的西夏女子，激起了他对这个民族的好奇与向往。赵行德是被西夏女子的不畏生死所震撼，而在深层意义上更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缘于一种古今中外共通的对文化和人性的纯粹追求与向往。《敦煌》所暗含与表达的是人们对这种独具魅力的文化的渴求。 2.“苍狼”之箭 《苍狼》的主人公成吉思汗不仅是一个攻无不克的英雄化身，更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的人物个体。小说设置了一个“狼原理”：成吉思汗为了证明自己是苍狼和白鹿的后裔出身，开始了无止境的远征，“苍狼”之箭能射多远，成吉思汗大军的铁蹄就会走多远。然而，小说也借忽兰等人之口说出了促使成吉思汗不断远征的其他原因，而且是更现实的原因：对外域良好的地理与生态环境的渴望是苍狼远征的重要动因。成吉思汗从小就喜欢听老人们讲一些美丽的苍狼神话，也经常听到人们谈论外域水草丰盛、牛羊肥美甚至还有许许多多蒙古人所未曾见过的美丽存在。加之成吉思汗因为自己的身世之谜所带有的自卑感以及青少年成长环境带来的特有的孤独特质，使得他在长大后走上了一条通过无休止的战争来完成自我 “苍狼”后裔的使命之路：为了证明自己身上流淌着的是 “苍狼”之血，为了通过改变蒙古部落落后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证明“苍狼”之伟大，更为了去追逐他小时候曾听到过的优秀的外域文明。 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到另外一种答案。正如《苍狼》中所写到的，尽管成吉思汗向耶律楚材询问过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归结起来只有一个，那就是蒙古怎样才能变得强大起来。对此耶律楚材的回答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于高度的文化的关心，始终要持之以恒的保持着像烧红的铁一样的炽热的热度。”[5](P492)也正是这种对外域文化尤其是先进文化的高度向往，使得成吉思汗带领他的蒙古军团誓要翻越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踏过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截然分割开的万里长城，无论付出多么艰苦的代价。显然，从文化发展的积极一面，我们可以找到成吉思汗永不停息、戮力远征的目的——这是一种为使蒙古不断强大的积极努力，更是那些未知文化对成吉思汗的吸引，让成吉思汗永远保持了对“先进文化”的强烈痴求，一种人类对先进物质生产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纯粹追求，这也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敦煌》和《苍狼》两部作品都有许多战乱的描写。但让人惊叹的是，井上靖同样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绘了战火过后各城的复兴场景。《苍狼》中，撒麻耳干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曾经堆满了尸体，城内一切建筑物全被黄色的地狱之火烧得精光，变成了一片废墟。”[5](P526)然而，仅仅相隔两年，这座城市就得以迅速复兴，在这一带杂居的各民族的人民继续过着和平的生活，到处呈现着繁荣昌盛的景象。而不花刺城在三年之后，也像撒麻耳干城一样形成一座繁荣热闹的新城市：“与以前没有什么变化，城中房屋鳞次栉比，店铺林立，人群熙来攘往，川流不息，无数的那男女女叫买叫卖，十分繁华热闹。只有城市四周残留下来的残垣断壁如同经历了一场噩梦给人们遗留下来的难忘的纪念品。”[5](P540)对不花刺及撒麻耳干城战后的描述，并非为了赞扬当地居民生命力的顽强，也没有对战争前后的社会繁荣进行明晰的对比，让我们感受到的只有一种自然的延续，一种对待文化不偏不倚的具象呈现。在这种自然流淌的文化维度中，听不到抱怨，看不见仇恨，但存在与延续就是一种最有力的“救赎”与“超越”，这一观点已经在无声无息中深深地留在了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中。 在井上靖笔下，没有用正邪与是非的主观标准来倾向战争的任何一方。虽然《敦煌》中的西夏军以及《苍狼》中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军相对于其他诸民族只是侵略者的角色，也确实给异族的人民带来了苦难，但井上靖并没有站在一个批判的角度来描写，当然也没有赞颂。他对这一切都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没有加以任何道德乃至文明论的批判，而是带着感叹、审美的目光来描写这一段段的历史，描写在这一段段历史中生活过、奋斗过的人们的形象和性格特征，包括他们的不成熟与野蛮，也包括他们对文明的向往与追求，在描写战争的背后更加突出了历史长河中各种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身逢战乱之世的人们是身不由己的，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但是文化的保存与流传才是超越时代与种族而属于人类共有的宝藏。人的一生，只有投入比自己的生命更长远的有价值的东西中，才能超越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所以，无论是《敦煌》中回鹘公主惊鸿一瞥的以死明志，朱王礼壮绝的战死沙场，还是《苍狼》中成吉思汗建立横跨欧亚帝国的远征过程中的血腥屠城，最终都将湮没于历史长河。然而，貌似一直都在命运的长河中随波逐流，被命运牵行的赵行德保存下来的佛经，历经千年重现人间，为人类文化宝库留下一份无价瑰宝。曾经带领着他的远征军进行残酷侵略的成吉思汗带来了蒙古的繁荣。人们已不知道它们背后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湮没的人们的悲欢笑泪，似乎都在这份传承下的文化奇迹中得到延续与补偿。 3.“西域”的历史再现与文化昭示 井上靖在他的《西域物语》一书的序章中写道：“西域这个词，含义原本就非常模糊。……因而，在西域这个词里面充满了未知、梦、谜、冒险之类的东西。……民族之间争战的历史事件以这片广袤的土地为舞台而不断上演着。未知、梦、谜、冒险等诸要素都集中于此。”[6](P8)正是这个“充满了未知、梦、谜、冒险”诸要素的西域引起了井上靖的无限遐想，激起了他对古代西域地区浩瀚无际的大漠戈壁、各民族交融的相遇与交汇形成的奇特文化的向往，使他创作出了这一系列以西域为舞台背景的、极具特色的“西域小说”。而“井上靖的中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活动本身，也已经成为当代中日文学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之一”，[7](P82)在当代中日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交流中留下了璀璨的一笔。 虽然井上靖在写《敦煌》等作品的时候没有到过敦煌，更没有亲历他所写的一切。但是，他在那种无法亲历这些地区进行体验观察的情况下，凭借对历史资料的解读与挖掘，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写出了这一系列惊鸿之作。“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总是带着他所属的文化的特质，这些影响内化和凝注到人的感觉、知觉、情绪等心理状态中，构成他个性的一个方面。”[8](P100)而“文化当然不仅仅存在于这个或那个作家的强烈的个性之中，那些作家就是借助文明成就了自己(这是被认可的用法)，文明塑造了他们，而文明本身也是由很多人创造的”。[9](P87)井上靖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思维模式，在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域这片“异域”的土地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以一种超乎民族与地域的创作理念全新诠释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乃至不同历史片段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承。这种超然于世的文化思维模式更向世人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文化是需要学习、印证和传播的，一种文明不会轻易被另一种文明所替代，相反，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完善、继承和发展。文化是需要走出去，融合其他思想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