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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蒙古国的“盛衰” 在民族、国家与政权中也同样存在这种文化的同化与异化现象。《苍狼》中，当蒙古大军长时间由南向北穿过曾被他们烧毁的不花刺城时，“居民们的脸上既没有胆怯惊恐的神色，也没有友好欢迎蒙古兵的表情，他们绝大部分人的脸上的神情冷漠、坦然，给人一种无动于衷、无所谓的感觉。新的不花刺城和撒麻耳干一样，城里有许许多多的民族人民杂居在一起，有汉人、契丹人、唐古特人、突厥人、伊朗人、阿拉伯人，在这些人中间还混杂着少数的驻屯部队的蒙古兵”。“在成吉思汗看来，尽管不花刺城的蒙古兵都是自己的部下，但他们混杂在异民族人民中间，表情完全和异民族人民的表情一样。”“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无动于衷的淡漠的神态”。[5](P540)而当有一天，成吉思汗视察撒麻耳干城时，他在城中所见到的蒙古兵，如不注意，就会以为不是蒙古人。这种描述与蒙古大军与异族进行横冲直撞、暴力杀戮的战争画面形成了截然对比。从文化层面上，我们可以用 “臣服” “驾驭”与 “屈从”来形容这种自然的文化 “溶解”现象，那是以强大铁骑文明为代表的高势能优势文化在强行进驻以当地人所代表的地域文化进行的自然“溶解”。 井上靖在他的《西域物语》中写道：“蒙古帝国也必将灭亡。而且，这四个蒙古政权也确实是以那种难以说明确切年代的暧昧方式灭亡了。元朝在十四世纪中期灭亡，汉民族在时隔约二百四十年后从蒙古人手里夺回了政权。取代元朝的是明朝。历经十七代天子的明朝开始了。这时，另外三个蒙古政权是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然而，随着‘本家’元朝的灭亡，也必将迎来灭亡的命运。而且，这三个蒙古政权在成立之初本就薄弱的‘蒙古国家’色彩，不知不觉中已被其他民族同化、吸收。”[6](P121) 班超和行贺同这些蒙古国家一样，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国的风土和文化同化。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回归故里，悲剧也就由此产生。留在疏勒国的班超也曾一度决心埋骨异域，自故国招来了妻子儿女。后来，在汉朝廷派使者来传师回朝之际，疏勒的百姓们诉说：如果班超率军回朝，那疏勒不久便将沦为龟兹的饵食。于是班超决意留在西域。但是，班超为什么最终还是回到了祖国呢？毫无疑问，班超是输给了他那因七十一岁高龄而产生的思乡之情。这种落叶归根的回归本能也是人的一种自然天性。 3．中行说的“随遇而安” 班超和行贺都是回国之后才意识到多年的异域生活对自己的改变，而《宦官中行说》中的主人公中行说作为远嫁匈奴的公主随从，则是在刚接到汉文帝命令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了事情的发生。关于陪嫁时间，汉文帝初次提出时是“十年”，中行说不肯，汉文帝就不断缩短为“七年”“五年”。对此，中行说说：“三年也好，一年也罢，还不都是一样吗？倘若您要真打发我去匈奴的话，那肯定对朝廷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2](P540)中行说的这种预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不久，他便发现自己正以从前对待汉室天子那样的忠心侍奉着老上单于。中行说总觉得汉文帝不知不觉变得遥远和渺小了，而老上单于却像是上天命令他献出生命来侍奉的人似的。”[2](P544)就像班超和行贺在不知不觉中被异国的风土文化“溶解”了一样，中行说也不知何时开始已经亲近了异国的大王，并把此当作自己的命运来接受。井上靖力图通过该小说，再次佐证其观点：“入乡随俗”不是一种背叛，而是一种自然。 中行说的生存方式和同是出使异国朝廷的仲麻吕、清河是一样的。他对受汉文帝之命来召他回汉的使者说：“我的的确确想看看长安都城，想饮京城里的水，想呼吸一下京城里的空气，也想见见老友，跟他们畅叙别情。我在有生之年回去看看长安都城的渴望恐怕比文帝陛下所考虑的还要强烈得多。但是，倘若没有单于的命令的话，我是不能回去的。如今这大漠之地便是我的祖国，是我的葬身之地。”[2](P547)中行说舍弃了他的祖国和君主，选择了第二故乡和新的君主。然而，他并不是不思念故土，也不是憎恶他之前的君主。汉文帝驾崩的当年或第二年，他便追随而去，这也许就是因为他对汉文帝的离去过于伤心难过。中行说之所以没有选择回到故国，也许不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的第二故乡，更重要的应该是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会像班超那样的命运，因为长时间生活在异国的他担心自己回国后将很难再融入曾经的故土文化。中行说拒绝回国，这既不是逃离也不是回归，而是对“现在”和“这里”的尊重，自己“此时”居住的地方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都城。 特定地域和环境中的风土与文化，对闯入自己圈内的异域之人有一种潜在的使之同化的能力。人们无法抵抗，也不能抗拒：“对于各民族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观念文化，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评价和描述其差异性的统一标准，更不可能、也不应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分析或评价哪个民族的观念文化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优秀的还是粗劣的。否则，任何对于观念文化的如此评价或断定，不是流于独断的空谈，就是陷入民族优越感的错误”。[4](P261-262) 某一个文化圈里的人，来到另一个文化圈，如果用自己的标准去批评这里的种种，那就是一种僭越，而他的评判也是灰色的。当汉朝使者不断指责匈奴的习俗时，中行说都会一一反驳。当汉朝使者说：听说匈奴有一种轻蔑老人的风俗，年轻人吃美味佳肴，老年人吃他们的残羹剩饭，这在汉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中行说反驳道：“你们的汉朝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么！年轻人从军的时候，父母亲把厚衣服和好吃的东西给他们享用。匈奴跟汉不一样，他们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战斗。平时父母也总是把有营养的好吃的东西给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正因为这样，才保卫了国家，父母和子女才保全了他们自己。这怎么能说是轻视老人呢?”[2](P542)各国的文化都是由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种族和信仰等多种因素在历史的孕育中积淀而成的，是这个地区发展中的必然产物。因此，也就不允许以其他国家、地域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和评判。一个人一旦踏入了一个异文化圈，那他对该地文化的遵从应该是一种自然选择。井上靖正是借中行说之口明确表达了他的这一普适的文化价值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