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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我们谈论日本近代文学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关于夏目漱石的话题。而对于岛崎藤村，我们的关注似乎要少得多。但是，他的存在，却是在考察日本近现代文学时我们所无法忽视的。作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和私小说的代表作家，他也一直被认为是日本文坛的主流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破戒》《春》《家》《新生》等名篇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他的这些小说尤其是《新生》中的那种忧郁沉闷和赤裸裸的告白风格，很容易就使我们联想起我国现代文学中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当然，我们在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往往也会是鲁迅，而不是郁达夫。作为与鲁迅一同开辟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两个不同的潮流的另一位代表作家，郁达夫的文学长期以来似乎一直受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正统文学的抑制， 其文学长期不被纳入主流文学的范畴，而被冠之以“私小说”“抒情小说”的名称，直到近十来二十年才开始被重视起来并重新加以定位。但是，他的《沉沦》等作品自问世时起，就一直受到了日本方面的高度评价和长期关注，获得了几乎与日本主流文学同等的待遇。甚至还有特别喜爱他的读者，“因为郁达夫的风格特别容易让日本人觉得亲近”。 但是，对于《沉沦》的结尾部分“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这样一句被我国的文学评论家们看作是点睛之笔而大加褒扬之处，在日本的评论家们看来却成了最大的败笔，被认为因此体现了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粗糙。 由此看来，中日两国文坛在对待作家或作品明显表现出了某种错位和差异，在对对方国家的作家和作品评价迥异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很值得我们长期加以关注和深入研究的。我想通过把岛崎藤村和郁达夫这两位作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来具体化，或者会使我们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比较的可能性，就在于一方面，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两位作家所表现出来的文学特征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我发现这两位作家之间的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种相同或相似的背后，是他们的文学发展轨迹（趋势）呈现出正好相反的发展趋势（走向）的特征。 要了解这种可比性，首先有必要对岛崎藤村对于日本自然主义私小说的影响力有一个了解。我们知道，郁达夫自1913年至1922年一直在日本留学，时间之长足以使日本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也让他在青春时期充分得到日本文学和文化的浸润。留日生活不仅影响到郁达夫的思想和性格，也影响了他的创作。 事实上，他也深受了日本文学尤其是自然主义私小说为代表的日本大正文学的影响，已有很多学者撰文指出诸如他受到佐藤春夫和田山花袋等日本作家的直接的影响。在他留学这段时期，正好也是日本文学由自然主义向私小说衍生的时期，因而他也汲取了私小说的手法。 伊藤虎丸就明确指出郁达夫是继承了日本自然主义的私小说的方法的。 我们知道，影响日本自然主义的确立及其性格（发展变化）的有三篇重要作品，分别是岛崎藤村的《破戒》《春》和田山花袋的《棉被》 ，说明岛崎藤村对于日本自然主义和私小说的举足轻重的影响。《破戒》发表于1906年，被认为是确立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地位的作品。小说中主人公的内心告白也被认为是诱发了以田山花袋的《棉被》为代表的、开私小说先河的作品的出现。他1908年写的《春》作为自叙传式作品正是这种自我内心告白的延续，与《棉被》一同被看作是影响日本自然主义性格的作品。发表于1919年的《新生》，更是因为主人公对自己性的苦闷和不道德的两性关系的赤裸裸的告白而名噪一时。应该说，岛崎藤村带给日本近现代文坛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和私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郁达夫的文学时，即使难以找出他直接受到岛崎藤村的影响的实证材料，也不难理解他的文学与岛崎藤村文学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一点。实际上，他在《雪夜》中曾明确地表明“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对他是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两者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也就更在情理之中了。对这两个作家进行对比研究，自然有着深刻的意义。它既能加深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理解，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读解日本近现代文学，了解中日文学的差异。 （二） 下面我们就来比较两位作家各自的文学特征的具体表现。首先，我们来看他们的相似之处。郁达夫与岛崎藤村的文学中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浪漫的抒情性和自叙传特征，这是因为两人的文学有着共同的文学渊源，即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私小说）的综合因素。 一方面，正如田山花袋视“写了沐浴在感伤心灵主义中的人们”的《春》为情绪文艺那样，事实上，不管是《破戒》、《春》还是《家》，作者在坚持写实性的特点的基础上，仍然保留了浪漫主义时期的抒情性特征，这些作品“过多地如实细致描写人的内心的极端痛苦，过分渲染爱欲的冲突，流露了些许悲观、绝望和宿命的情绪。” 藤村文学以浪漫主义为发端，在《破戒》中，既开拓了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又因其写实性和抒情性的完美结合而告白了作者内心的苦闷的真实情感，为其后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创作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作为在《破戒》发表十几年后开始创作小说的郁达夫，无疑也受到这种告白小说的始作俑者岛崎藤村带给日本文坛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一定是最直接的，却毋庸置疑地导致了他们文学上的一些相似之处。藤村自《春》开始就完全写自传体小说，《家》是他自己的家，《新生》也是他自己的新生。郁达夫从一开始就是以自叙传式抒发自我的孤冷情绪，他的自叙传主要写了他的情绪史。不管是《沉沦》里的“他”，《茫茫夜》《秋柳》里的“于质夫”，还是《南迁》里叫“伊人”、《烟影》和《东梓关》里叫“文朴”的青年，都有着作者的浓厚的影子在其中。许子东在《郁达夫创作风格论》中也指出，已经有人注意过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连贯性。称之为“零余者”也好，叫他“弱者”也好，其实“他”就是郁达夫自己的文学形象。 郁达夫对法兰士所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视为不刊之言，自传体、私小说式的作品自然占了他作品中的很大部分。 其作品中包含的写实和抒情的双重特点，使得我国文学评论界对于郁达夫的文学究竟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一直有争议。从他的小说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了生活的侧面这个角度，他的小说被看作符合艺术的现实主义法则。 有的评论则认为郁达夫是主张尊重“内心的要求”的浪漫主义，“感伤的抒情倾向，是郁达夫创作风格最重要的表现特征。” 伊藤虎丸先生在论及《沉沦》的方法时将它归结为披上写实主义外衣的浪漫派文学，我想他是基于与藤村文学相类似的评价标准来界定的。 另外，象郁达夫和岛崎藤村都不重视小说的情节，不善于或不愿意在作品中表现尖锐深刻的矛盾冲突，这是读他们的小说的一个强烈的感受。这也表明了他们小说的自然主义的私小说的明显特征吧。两者文学创作的相似性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孤独意识和对零余者的关注 藤村在他的作品中一直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他的那种“父亲遗传的忧郁”和弃儿意识。《破戒》中对濑川丑松的因其出身为部落民而不为社会所容、最终只有远走他乡的形象的刻画，多余人的形象不可谓不深刻；《春》中岸本捨吉等人物也是以一种零余人的形象出现的： 作为过早来到这世界上的觉醒的人们，他们只能品味觉醒者的悲哀和孤独，面对理想、艺术甚至人生的失败。这个人物到了《新生》更是一败涂地，陷入了颓废的个人生活的泥沼中。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苦闷心态著称的小说家之一。“孤独的情怀”是郁达夫众多作品的永恒主题，其中包含着他作为一个零余者的现实体验，作为一个孤独者的心灵探索和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价值倾向；郁达夫的小说，从最初发表的处女作《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到后来的《茫茫夜》、《茑萝行》、《十一月初三》、《烟影》、《迷羊》、《蜃楼》等，主人公几乎全都是那些“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十之八九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零余者。 可以看出，他们对零余者的关注，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有的评论认为郁达夫所提供的“零余者”虽然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物，但作家往往通过这些只表现为一种原型性格的人物来反射自己的情绪、心境，并不求塑造一个完整的形象或一段性格的成长史。 这种描述同样适合岛崎藤村。 2 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的文学主题 这是贯穿藤村文学创作的主题。生存和爱情的双重苦恼一直困扰着藤村文学的主人公。《破戒》所描写的主人公丑松因为出身秽多而为生存苦恼不堪；《春》中一直受生存和爱情困扰的岸本潦倒落寞，并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在《春》中，青春期的觉醒与信仰上的矛盾产生的苦恼，与学生佐藤辅子的恋爱及其死带来的苦恼，《文学界》时期作为先驱者的悲哀的苦恼，封建家族制度所带来的束缚和婚姻、经济上带来的苦恼，爱欲的困惑，等等，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藤村的另一篇代表作《家》则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对近代自我觉醒形成巨大壁垒的“家”，以及爱欲这一“可诅咒的淫荡的传统”来描写来自旧家的重压。 这种苦闷一直困扰作者，以致在现实生活中，在妻子死后不久，作者与前来帮忙的侄女发生了肉体关系，成为他在写《新生》之前的最大困扰。暴露现实的悲哀，渲染人的动物性和肉欲的本能，是包括岛崎藤村在内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一个主要思想特征。 郁达夫的小说多写现代青年的苦闷，主要涉及性欲、性爱问题，性爱主题是郁达夫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而郁达夫对青年性苦闷的描写是前无古人的，以致他的《沉沦》一经问世便引起轩然大波。发表于1924至1925年间的《秋柳》《寒宵》《街灯》《祁愿》等作品，展示了郁达夫的抒情主人公人生中最灰暗最迷乱的一部分生活，即狎妓自醉，买笑当哭，甚至因此被论者简单地斥之为“自然主义手法”。 像《沉沦》抒写的是当时“青年的现代的苦闷”，“生的意志与现实的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这与岛崎藤村的《春》的主题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解决方式却不一样：《沉沦》是自杀，《春》则是“像我这样的人也要活下去”。 3 偏重自我暴露的内心告白和忏悔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素有“中国的卢梭”之美称的郁达夫在创作时主张要把“我”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他以偏重自我暴露著称，其真率得惊人的苦闷、伤感情绪的袒露，熔铸成别具一格的文学风格。铃木正夫指出：“浪漫主义文学前驱卢梭的自白文体，尤其与郁达夫的作品内质有着深刻的关系。他的自我暴露，自然一半是来自于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 卢梭对郁达夫的影响，从他对卢梭的着迷及接连发表的关于卢梭的文章就足以说明问题；而这里所说的自然主义文学，无疑是以岛崎藤村为代表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可以说，岛崎藤村是在接触到卢梭的《忏悔录》后，逐渐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苦闷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方法，那就是在坦白真实情况中谋求自我生存的方法，并在《破戒》中通过对丑松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活动的描写成功地进行了自我告白。岛崎藤村以《破戒》 的内心告白为出发点，在以后的作品尤其是《新生》中达到及至。在《新生》中，作者排除一切虚构，直率、大胆而露骨地把自己与侄女发生肉体关系的有违伦理的事情赤裸裸地告白出来，忏悔自己在道德上所犯的过失，以求得世人的谅解，并使自己得以继续生存和创作。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日本自然主义最具颓废性的作品之一。 卢梭是岛崎藤村和郁达夫都喜爱并深受其影响的作家。“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的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卢梭在《忏悔录》中开宗明义的这段话，无疑是吸引和打动郁达夫和岛崎藤村的关键所在，并影响到他们文学风格的相似性。他们的小说的相似的主题的特点，也必然使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卢梭式的表达方式。 （三） 接下来看看两人正好相反的文学发展方向。简要来说的话，就是岛崎藤村的文学创作表现为从大我出发，向小自我收缩（转型）的文学特征，而郁达夫则相反地表现为以小自我为起步，循序渐进地不断向大我拓展的特征。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们各自的文学轨迹。 关于岛崎藤村，我曾写过一篇《岛崎藤村的文学轨迹》的论文进行过论述。他的文学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他的诗歌及散文创作时期，或以浪漫主义的激情讴歌个性解放和青春爱情，表达青年知识分子在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的苦闷和彷徨；或以现实主义的客观观察，描写地方上的风土人情和当地各阶层尤其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景，表现出了乐于接近民众的强烈愿望。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他的大我张扬时期。到了《破戒》的时候，则是作者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作品中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黑暗的批判，是他的大我张扬时期的延续。同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沉郁的基调和作者的苦闷内心世界，以及主人公的痛苦告白，使得这部作品同时也被认为是作者的自我告白小说，这也是作者向小自我转变的起点。而这种自我告白对日本自然主义接下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春》开始，作者完全转向自传体，从写《文学界》的同仁们，到在《家》中只写“屋内的事情”， 更多的是如实描写个人内心的极端痛苦，直至沉迷在家的束缚和爱欲的困惑之中，对社会的批判性也越来越弱。这意味着作者从自然主义向私小说的转变，也是他的大我向小我的妥协和转型。到了《新生》，作者越来越陷入个人的小天地， 终于沉溺在自我的本能满足和颓废之中而不能自拔，以致与自己的侄女放下了乱伦的大错。这个时候作者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中都只有狭隘的自我，看不到广阔的社会的踪影。他只有远走他乡，以求得人生和文学上的新生。（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十年后发表的《黎明前》中又表现出向大我回归的倾向，但已不同于其创作初期的大我时代，而是通过对作为自己生存的根源的父亲的悲剧生涯来重新认识自我。故作为另案处理。） 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沉沦》时期，作者以感伤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从私小说出发，表现自我。主人公基本上是作者本人，以表现自我的性的苦闷和生的烦恼为主。《沉沦》集里通过对主人公在爱情方面的悲剧性的故事，反映了生活在异国的留学生所身受的屈辱与内心苦闷。《茫茫夜》《秋柳》等作品是他在经历了半年的国内生活之后写的，一方面发展了《沉沦》的忧郁并走向了颓唐，另一方面国内的社会现实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赋予他的作品以不同于《沉沦》集的新的内容。在《茑萝行》《还乡记》《还乡后记》中，直接涉及生的苦闷，并作为社会现象加以考察。在这些作品里，描绘了比较广阔的生活背景，拓宽了作品的容量，可以感觉到作者试图通过接近社会和时代来突破小自我的束缚的某种努力。到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的时候，是他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靠近、跳出个人的小世界向社会靠拢、从颓废消极转向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度的时期。这两篇名作被不少评论家视为现实主义小说，认为作品不仅真实地揭露了社会黑暗，还对无产者的形象进行了既有细节真实、又有典型化处理的描写，严格忠实于生活原貌。在本时期的创作中，由于郁达夫对国内现实生活有了较多的了解，因而他的视野比以前开阔，描写的题材也比以前丰富了，可以说他的视野和情感都在向社会底层伸展下去。除了“我”之外，郁达夫的作品中开始写实地刻画人物，出现了无产者的形象。也有对社会黑暗的揭露，被不少评论家看作现实主义小说。但“我”并未从作品的中心位置退让下来，《薄奠》的创作仍关注着作家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创作精神，主观抒情味极强。这两篇小说相当典型地体现了郁达夫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精神融合在现实主义手法中。这种创作手法与小说《破戒》颇为接近。这一时期与岛崎藤村创作《破戒》的情形以及对《破戒》的评价十分相似。在《破戒》中，藤村基于自己在信州地区的生活经历和观察笔记，描写了诸如音作夫妇和敬之进太太这样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以及当地农民的穷困的生活情景，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广阔的社会视野。最后以《过去》为分界线，作者开始进入向时代的节奏靠拢的时期。《过去》《迷羊》等对现实生活有了具体的艺术描写，被有的读者认为“达夫此时期的艺术已臻完全成功境地了”。相对于以前的人物刻画，《迟桂花》中“我”以外的人物形象完整丰满起来，《从微雪的早晨》《奔走》作品题材较开阔，社会容量有所增加，进步的思想意识相当明显，被誉为郁氏创作的重要“发展”和“新的高度”。在《奔走》这篇小说里，作者比较注意描绘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特定的时代气氛，显示了郁达夫创作风格的转变。作者完全摒弃了自叙传的成分，主观抒情的色彩大大减弱，以往作品中经常荡漾着的那种忧伤的旋律也不见了踪影。相对于以前多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性的苦闷和生的烦恼，这篇小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较为重大的题材，描绘了他过去作品中未曾出现过的革命干部和地主分子的艺术形象；相对于以往的小说中所揭示的比较多的是关于个人命运的主题，这篇小说通过对革命斗争生活的艺术描写，揭示了较为重大的主题。这一时期，与岛崎藤村的大我张扬时期是十分相似的。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岛崎藤村和郁达夫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岛崎藤村在脱离浪漫主义转向自然主义之后，是逐渐远离现实主义、走向私小说和狭隘的个人世界的；他是从对社会的深刻关注入手，然后在自己的创作中逐渐疏远社会，躲进个人的小天地里，沉湎于自己的性苦闷中。而郁达夫则是“前期创作更多地反映了浪漫主义的倾向，而愈到后来，则愈向着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突进”。 他从私小说出发，从暴露性苦闷之类的小自我出发，在后来的创作中逐渐接近现实主义，接近社会生活，从自我的私生活逐渐向社会群体靠拢的。在《迟桂花》中，作者突破了以往与“欲”相连的情感域限，突出真纯的情谊主题，与岛崎藤村对爱欲的由远而近，郁达夫则是由近而远。后者终于在国恨家仇的召唤下，抛开狭隘的自我，以实际行动挺身到抗战事业中，为国献身。 （四） 那么，是什么原因影响了各自的文学走向呢？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层分析。 一、中日现代文学价值取向方面的原因――文学传统 日本小说的脱离政治性，强调文学家的出世精神；不重视文学的社会功效和文学的功利性，而注重对文学的审美趣味的追求 ，如物哀精神；不注重文学的社会性，而注重文学的个人性，注重文学在审美认识上自主、自觉的精神；不注重文学的讽喻批判性，而注重和的精神。正是这种文学传统使得岛崎藤村在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时表现出了对它的反叛的特征；也正是这种文学传统使得他在现实社会受挫之后能够从容地从大我转向小我。 中国文学则正好相反。我国正统的文学观念却是文以载道，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和对政治社会的趋近，注重文学对于社会认识和社会教化的作用。作为长期在日本留学并深受日本文学传统的审美意识影响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就是在日本开始的。尽管郁达夫竭力蔑视、揶揄、反叛、攻击传统道德意识，但事实上，他又决没有真正摆脱中国文人那种传统的对社会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入世心），决没有在精神深处真正“独异”，真正“颓废”，真正排除民族精神意识的潜在影响。 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 岛崎藤村开始文学创作，正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一方面，各种西方文学思潮和自由民主精神涌入日本，给日本的文化（文学）传统和社会变革带来很大影响的时候。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失败，天皇制下的高压统治和封建性所形成的“时代窒息的现状”，使得对现实不满的岛崎藤村等知识分子在幻灭和彷徨中放弃个人与社会的对抗，转向自我内心世界去寻求自由。这也是日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却提供了适宜自然主义生长的土壤的原因。而自然主义文学忠实于自我内部的自由的趋势，导致了作家与社会的疏远和对社会现实的脱离。日俄战争之后，正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一方面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更加加剧了藤村的出世精神；另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宽裕，也容易带来生活上的享乐和颓废思想的产生，为沉迷自我世界创造条件。日本近代的自我是受到天皇制结构和封建的家族制的双层压制的，自我与社会是处在极度孤立和隔离的状态，因而容易沉溺在个人的日常性生活、心理和心境中，形成自我疏离社会、胶着个人的、“私”的领域的倾向。这就使得藤村只能通过告白卑小的自我的人生观和孤独感、以及人的本能冲动，即通过自白式地表现自我破灭的私生活来显示作品强烈的真实性，才能发现真实的自我。 作为在日本有着长达七年留学生活的郁达夫，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接受了日本文学尤其是私小说的影响开始小说创作的（在岛崎藤村发表《新生》（1919）之后），并以留日生活环境为土壤写出迥异于我国文学传统的作品的。当时正是列强瓜分中国并导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时期，作为身处异国他乡常有弱国子民之痛的他，是无法完全被日本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同化的。比如郁达夫也有写性心理的，但其中的忧国忧民意识并未淡化。这与藤村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他回到祖国后，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时期，这与藤村初入文坛时的情形有些相似。二三十年代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迫切地渴求一种具有更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更机智的讽刺锋芒的美学风格出现。现实处在战争、革命的动乱中，不容许文学一味地咀嚼个人纤细的情感；浪漫主义在中国提出所谓个性问题，很快就被迫陷入个人与社会、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的漩涡中去。变革的时代，要求文学能更直接更明确的体现伦理与社会意义。于是，郁达夫那种夹杂感伤情调和“世纪末气息”的浪漫主义，很快便失去了合适的生存土壤。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使得当时每个中国文人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爱国主义和救亡运动，郁达夫也不可能独立于这种国情之外。中国的文学传统也不允许。因此，郁达夫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象岛崎藤村那样继续沉湎在私小说的个人圈子里。他必须使自己融入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才不至于落伍，才可能被当时的文坛所接受。 三、作家个人的原因 在浪漫主义时期，岛崎藤村也曾是战士，追求全面的解放的现代自我，但面对窒息时代的重压，他不会直面人生并与之正面冲突的，只是把觉醒者的悲哀以自我告白的方式表现出来；面对人生的巨大矛盾，它只能采取妥协、逃避到自我的内心世界中去。这也符合日本文学传统的精神。因此，他在艺术上采取客观的描写（不加干预的），从而淡出现实生活的矛盾。 郁达夫则没有那么好的出世精神。他的政治兴趣一向很浓。他经常通过论文理性地分析社会，阐发政见。在《迷羊》以后，他突然对自己的抒情原则产生怀疑甚至动摇，而产生了社会性的美学冲动，新的革命文学潮流也在冲击着他。作为浪漫派文人，郁达夫的理想和信念本来是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的，但对于国家存亡的忧虑，对于侵略者的痛恨，终于压倒了个人的不幸，直下南洋，奋力投身抗战之中。抗战的时代精神，使得他的心态很快发生变化，即保卫祖国的神圣责任感，使他的浪漫主义气质得以很快升华。而岛崎藤村，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抒情诗人、一个激越的战士。他也没有郁达夫所面对的沉重的社会责任感。所以他可以一味地沉迷于自我的世界，而郁达夫却不能。 两位作家都受到外来文学／新的文学思潮的影响；都有过异于其本国文学传统的文学创作的努力。但最终又都表现出向其本国文学传统靠拢的趋势。在岛崎藤村，当他高举西方浪漫主义旗帜歌颂人性解放的青春激情的时候，即受到当时反对欧化的国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潮的猛烈的攻击，认为他“是个人主义的，过于脆弱，不懂得国家的危机和严重的时代形势。”加上大逆事件的直接冲击，藤村的思想遭受了挫折。新时代的潮流已经使他不能停留在感情至上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态度上了。他从所耽溺的大自然的境地里摆脱出来，正视充满苦恼的人生；对任何现实社会实地地加以研究、探讨；进行岛崎藤村所说的“练习写作”。这也就是从浪漫主义进入自然主义的步伐，又是从浪漫主义的诗歌精神进到现实主义的散文精神的步伐。藤村开始逐步加强其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破戒》被认为是吸取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创作方法，把对社会的歧视待遇表示激烈的愤慨和抗议作为一股巨大的动力来进行创作的。但是，这部带有很强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却被更多的评论家视为告白小说，并影响到作者本人及包括田山花袋在内的其他作家的创作的小说，除了藤村早期通过卢梭的《忏悔录》学到的通过在坦白真实情况中谋求自我生存的方法有关（而郁达夫对卢梭有着同样的亲近感），还与日本文学的传统美意识“和”和“物哀”的精神对作者的影响有关。于荣胜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物哀”这一传统美意识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回避现实矛盾，以对于某种情趣的品位、欣赏来化解激烈的人生对抗的精神。在“和”的精神中回避矛盾，避免激化，减少对抗。 西乡信纲是这样评价岛崎藤村的：“他（指）没有继承和发扬透谷的革命热情和以这种热情为基础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而是一味地自我肯定，以及把通过自己的情欲涌现出来的丰富的情绪加以抒情化的过程中，曲折前进，逐渐变质。为了避免积极地与社会对抗，就让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放出充满哀怨的浪漫主义的抒情诗的花朵，这是使日本的浪漫主义以及后来的自然主义受到局限的一个具有特征的事实。” 。藤村把人生看作是战场，而自己则是人生战场上的随军记者。也就是说，他不参与现实社会的矛盾的对抗之中，而只是做一个客观的旁观者。他所追求的是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客观的写实的境界。再用日本传统的日记文学中的告白方式来求得卢梭式的解决矛盾的效果。所以，《破戒》中表现了主人公强烈的内心告白的欲望与抑压这种欲望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告白”自我才是作者着意表现的主题。面对现实生活的困扰和诸多矛盾，作者并不想介入其中并与之进行直接的对抗，而是采取逃遁、躲避的方式来应对，在自我的内心世界寻求精神的自由。由此留下的内心的痛苦，则是通过告白的方式，将自己的内心袒露给读者，以减轻内心的苦痛，同时曲折地表达对于因袭传统的不满。 在郁达夫，他文学上的起步是在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潮和日本文学的深刻影响下开始的。日本的长期生活环境和日本文学的审美观念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该说，郁达夫是受到了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和佐藤春夫等的私小说的解决方式的影响来创作的，他在留学时期最初从事文学创作完全是出于宣泄自我情感的需要。他对日本文学传统也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如他把日记文学看成是文学的核心和正统文学的看法，显然是从日本传统文学观念中来的。他当时的生活境况与日本自然主义和私小说的特征也是很相通的。同时，他缺乏同时代作家那种丰厚、深沉的历史使命感，有意追求带有畸形和病态的审美效果。《沉沦》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因为其中有着不同于中国本土文学的特质，以及与读者的亲近感。他的这种私小说的特征，显然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学审美观和道德观相背的。所以，《沉沦》一方面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好，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的影子；另一方面，又受到卫道士们的猛烈抨击。同时，在文学界，因其有违我们所一直强调的文学的社会学功效而受到批评。茅盾就曾对他的文学中的这种趋势表示过担忧，认为与当时的亡国救国情形不符。当然，郁达夫本身毕竟是中国人，也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熏陶颇深。即使在《沉沦》中，也隐藏不住其对祖国的关心。随着他的生活演变和思想的发展，社会问题在郁达夫小说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和鲁迅一样，他同样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关怀故国、忧患民生的传统，但鲁迅多从病态社会下层切入，而郁达夫却更为贴近年轻人的苦闷和前途问题。如果说郁达夫曾以浪漫主义强烈的主体意识来张扬文学的自觉精神，对抗“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那么，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旦这种个人性的东西与社会利益有所冲突时，他还是选择了后者。所以，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和来自文学传统的压力，使他的文学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 （五）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位作家都受到过外来文学的影响，并有过新的创作方向的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都在本国文学传统的召唤下发生了变异和回归。两位作家的正好相反的文学发展方向，正好说明了中日两国文学传统的差异；以及在各自的新文学运动中，这种文学传统对新文学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1] 铃木正夫《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第1页 广西教育出版社 [2] 参见铃木正夫《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第4页 广西教育出版社 [3] 同上。 [4]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239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5] 参见三好行雄《岛崎藤村论》第321页 筑摩书房 [6] 叶渭渠《日本文学史近代卷》第347页 经济日报出版社 [7] 许子东《郁达夫新论》第5页 浙江文艺出版社 [8] 铃木正夫《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第4页 广西教育出版社 [9] 参见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载《现代四作家论》第66页。此处转引自《郁达夫新论》第37页 [10] 许子东《郁达夫新论》第8页 浙江文艺出版社 [11] 参见《郁达夫与外国文学》第25页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2] 蔡震《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第187页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3] 参见叶渭渠《日本文学史近代卷》第244页 经济日报出版社 [14] 铃木正夫《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第5页 广西教育出版社 [15] 参见叶渭渠《日本文学史近代卷》第348页 经济日报出版社 [16] 董易《郁达夫小说创作初探》，《文学评论》1981年第5、6期。此处转引自《郁达夫小说新论》第37页。 [17] 于荣胜《“和”、“物哀”与明治文学》，载于《日本语言文化论集第一辑》 [18] 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 [19] 王富仁《现代作家新论》第145页 （责任编辑：孙宝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