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前20年(1978-1998)的大量翻译、介绍、研究之后，中国对西方文论的译介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冷静、较为全面和更有选择的时期。特别是，在近十年(1999-2009)中，在对“失语症”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之后，中国西方文论界逐渐意识到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在历经20年译介的狂轰滥炸之后所处的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中国学者的自我在哪里？话语又在哪里？因而，学术界应更加自觉地注重建构自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的对话角色。
    大体上说，十年来，中国在西方文论的译介上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成就：
    首先，对西方文论的译介相对较为系统、全面。单就翻译而言，可以说，在近十年里，重要文论家的代表性著作都已翻译出版或有所介绍了。就介绍和研究而言，也同样注重系统和全面。其中，“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包括《女权主义文论》《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等，对相关文论进行梳理，基本上代表了对改革开放之后20年外国文论译介和研究的总结。
    其次，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也进一步趋向深入。《西方文论关键词》(外研社，2006)，共收录论文83篇，以一词一文的形式对西方文论当中的关键用语和时新词汇作了明确的阐释，在提供简明扼要的概念解说和背景介绍的基础上，对每一概念的发展衍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辨析，力求在外国理论与评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学者的自家见解，反映出这一时期学术界在继续关注经典研究的同时，也更关注西方文论的最新动态。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文论家陆续到中国访问、讲学，这既促进了他们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西方文论的研究，同时也带动了他们的代表作与新著在中国的译介。比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J.H。米勒(J.H. Miller)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来。齐泽克(Slavoj Zizek)2007年5月首次访华时在南京大学的讲座，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的著作也成为了当时的学术畅销书。
    再次，文论的普及化受到关注。“培文读本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的西方文论“读本”，诸如《福柯读本》《斯皮瓦克读本》《哈耶克读本》等，这些系列还在继续出版之中。除了在中文学科中较为普遍使用的“西方文论(简)史”、“西方文论教程”、“西方文论讲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之外，有一些英文的西方文论选读书目也陆续出版。
    近十年中，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学术界更注重反思西方文论之于中国的学术意义，试图建构中国学术话语，试图与西方文论进行对话而不只是单纯的接受，同时主动去反思西方文论深层意义上的不足与缺陷，并且试图加以弥补。实际上，学术界在与西方“对话”问题上一直有“焦虑感”。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及整个90年代，一直都有对于“失语症”与建设“中国学派”的讨论、争论，也在一些局部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路，比如后来提出的“西方文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
    虽然近十年西方文论的译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有不少问题值得加以改善。第一，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译介，特别是近十年来的译介，西方文论的译介在系统性、全面性上尚有不足。第二，译介尚不够或者未能达到多样性。以女权主义为例，各国女权主义的主张虽然都离不开“女权”，但都有不同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诉求、理论及其实践。而目前所看到的国内研究，还显得有些“大一统”。比如，经过了近数十年的发展，女权主义的变种很多，包括黑人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等，其理论大都自成一体。而我们的译介还远远不够。第三，西方文论译介的时效性较差，与台湾同行相比，我们的差距很明显，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在美国时，我经常逛书店，感到很多新书还远未介绍过来；同时一些非常值得翻译的著作，却大都被台湾出版商购买了中文版，包括繁体字版与简体字版。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很普遍，同样值得引起学术界以及出版商的重视。在出版问题上，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引进在学术上具有创意和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第四，在译介、研究中依旧尚未能形成与西方文论“对话”的局面。在我看来，所谓“失语”，“失”的不是“话语”而是“思想”。就当下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而言，缺乏的是较为完整的思想与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也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具备与西方学者对话的实力。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解决了西方文论的译介问题之后，今后中国学者需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就是怎样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最后，西方文论只流行在学术界而没有出现在大学课堂，这对大学人文教育中所注重培养的“批评性思维”极为不利。
    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问题的开始。简言之，针对中国西方文论译介存在的问题所能提出的对策大致有三：首先，文论的译介之后，更应该注重研究建构，努力建设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其次，出版界要少一些自我过滤，在译介中，注重学术著作的时效性、多样性，并弥补不足。再次，应该倡导将“西方文论”作为大学人文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