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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文话与古文辞之争 享保年间(1716—1736)，荻生徂徕倡导的古文辞学派大行于世，加之徂徕众多弟子的推波助澜，古文辞学派声势更加浩大，其理论主张也渗透到文学理论的各个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文辞学派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在日本汉文学界也形成了反古文辞学派的潮流。由于古文辞学派直接与古文的学习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关于古文辞学派的争论自然也成为日本文话讨论的议题之一。 荻生徂徕《徂徕集》卷二三《与薮震庵》中交代了其发起古文辞的原因：“不佞始习程朱之学，而修欧苏之辞。方其时，意亦谓先王孔子之道在是矣。是无它，习乎宋文故也。后有感于明人之言，而后知辞有古今焉。知辞有古今，而后取程朱书读之，稍稍知其与先王孔子不合矣。夫然后取秦汉以上书，而求所谓古言者，以推诸六经焉，则六经之旨，了然如指诸掌矣。是亦无它，习乎古文故也”(荻生徂徕b 2a-b)。徂徕认为，要领会“先王孔子之道”，不能依据宋儒的“近言”，而要通过秦汉以上的“古言”。明人提出“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所以可以通过学习明人来达到秦汉以上的“古文辞”。其《蘐园随笔》中又说：“文章之道达意、修辞二派，发自圣言。其实二者相须，非修辞则意不得达。”秦汉以前的文学“达意、修辞相为表里”，“李(攀龙)、王(世贞)崛起，以修辞振之，亦一以古昔为则，是岂可不谓豪杰乎?[……]大抵韩柳以后，古今之间，成一大鸿沟，及王李出而后浑然为一，岂非大一快事耶”(转引自关仪一郎47)。由于徂徕及其弟子的推动，徂徕的古文辞主张很快流行起来，学习明人，特别是学习李王等人的文学成为时尚，东海长济美《艺圃鸡肋》序云：“方今本邦文明之盛也，自郑里、紫阳之徒，迄于萧宇、黄面之流，家拉李何，户毙王李”(释良范序a)。 但荻生徂徕关于古文辞的理论设计有很大的缺陷，他设想通过学习明人的复古文辞，来达到秦汉以上的“古言”，最终掌握孔子之道。换句话说，李王只是他达道的方法，而非最终目的；但过度强调学习李王等明人，方法最终成为了目的，以至于古文辞学派末流只知学明人，而不知要学习秦汉古文。从实践上来看，学习李王也未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徒学得其模拟之术，后来竟衍为剽窃之习。这一点连徂徕的学生太宰春台也看到了，其《文论》第二篇云：“今我党学者，才知弄笔，即言古文辞。观其为文，乃抄古文成语而联缀之而已。文理不属，意义不通[……]予观今之为古文辞者，务剽窃古人之成语云云。夫鸟有反舌，善作百鸟之声，而不能自名，故亦名为百舌。今之为古文辞者，何以异于是”(太宰春台11a-8b)。所以徂徕的古文辞主张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弊病，这在日本文话中遭到了猛烈批判： 《文章绪论》：余观近世诗文亡论模拟剽窃，陈腐满目，即其稍可读者，亦浮言成章，游辞成篇。(熊邦阪b 18b) 《拙堂文话》卷一：向者天下尽奉李、王古文辞，大阪中井履轩作文斥之曰：[……]近世为复古之学者，妄以古为号，剽窃蹈袭以为古文。朵颐冷炙，流涎残沥，模经之烧痕，放史之阙文，寸断咫割，凑合成篇，锦绣百结，间以卉服，险怪腐烂，丑态万状，乃大言以钓誉，其为奸工也不亦大乎?(转引自 王水照9840) 《文法详论》卷上：及于物徂徕出，颛主张古学，又反陷于李王之窟。其徒春台、南郭、东野、周南之徒，纵横驰突，百怪为群。至明和、安永之际，四分五裂，互相雠视，至不可收拾，盖亦文运一厄也。(石川鸿斋9a) 其实，荻生徂徕古文辞理论之所以后来走到死角，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在经典的选择上走了弯路。斋藤正谦《拙堂文话》卷一批评徂徕云：“余常谓物徂徕有才而堕于邪径”(转引自 王水照9838)。“邪径”就是指他选择学习的对象不正确。所谓经典(canon)，最早就有规则和法则的意思，所以经典的选择必须示范性，能够成为文学创作效法对象。荷兰文学理论家佛克马(Douwe W. Fokkema)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佛克马 蚁布思50)。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得好“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所以学习对象的选择必须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就古文而言，时间已经证明上古的《左传》、《史记》，以及唐代的韩柳文、宋代的欧苏文都是值得效法的经典，而明代的李王等人的作品，在中国始终就没有成为效法的对象，更遑论经典。所以徂徕选择他们作为研习的对象，实在是取法乎下。日本学人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针对这一点，日本文话纷纷提出重新确立学习经典的问题： 《白云馆文罫》附录熊阪邦之语云：故余诲初学之士，必先学韩文，既得文理，而后左、马、扬、班。唯其才，物子推尊李王者，则以其由古文辞之学，以得明圣人之道也。然韩柳者，班马以后，始自成一家者。李王，则韩柳以后，始修辞以求胜之者，其杼轴由己，与步趋逐人，固不无小优劣矣。[……]初学之士，自于麟入，则或有终身学之，而不得文理者，亦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余诲初学之士，必先学韩文者，为是故也。(熊阪邦a 21b) 又曰：六经子史，皆可以取法修辞焉。若乃论具体者，则昭明之《选》，及韩柳而已矣。故虽李、王亦不得不法韩柳也，亦唯修辞以求胜之耳。物子于李王每多溢美之言，学者最不可不知也。(熊阪邦a 22b) 《文章绪论》：学文章者，当自昌黎始，不当自沧溟入，盖昌黎之文所以杰出乎千古者，以其能置身于三代两汉之间，而与古为徒也。其务去陈言者，耻与古人雷同也，而其文自己肺腑中流出。其气浑然，绝无弥缝之痕。沧溟则反之矣，好剽窃古言，行之以己法，而其文为辞之所使，其气索然，斧凿之迹不可掩焉。故初学之士，欲自沧溟入则有终身学之而不能成文理者，可不慎欤?且耻雷同与好剽窃，其气象相去不啻天冠地屦，则其优劣亦不言而可知也已。(熊阪邦b 8a) 《拙堂文话》卷三：故学者作文，宜效宋人由唐而溯秦汉，慎勿如明人弃唐宋，直趋秦汉则可。(转引自 王水照9864) 尽管这些文话的作者与荻生徂徕的思维方式不无相似之处，即通过学习唐宋文(上文特别提到学习韩柳文)最终到达古典，但这比徂徕提出的通过学李王而达到秦汉，显然在境界上要高。 日本文话中关于古文辞的争论实质是经典选择的问题，也是日本汉文学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是继续走模拟李王等明人，还是选择学习真正经典的道路。包括古文辞学派内部的反思，以及外部的批判，古文辞派的古文主张逐渐失势，为日本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廓清了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