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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风与和习 江户中后期之后，日本文话中开始讨论日本学人在写作华文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运用典雅的文言文创作出漂亮的古文也是一件难事；而对于日本学人来说，用华文写作本身就是挑战，《文章一贯集解》卷下《叙事》引释大典(显常)语云：“日用寻常叙事，在华人固为常语，在倭人却苦下笔”(龟卦川政隆2b)。毕竟华文是外语，对华人稀松平常的表达，日本学人在写作时就牵涉到两种语言的转换，不可避免地带入了母语的表达方式，如宾语放在谓语之前。伊藤东涯《作文真诀》云：“四方之民，嗜欲不同，言语各异。唯中原为得其正，国人语言本是多倒，如饮酒，先呼酒而后称饮；如曰吃茶，先叫茶，而后云吃，不如中国之称饮酒、吃茶，故其临文命字之间，动牵俗言，不免错置，则难得华人通晓”。②徂徕弟子服部元乔(1683—1759，号南郭)所撰文话《文筌小言》亦云：“此方学者间或国字所拘，一诵诗书方言，颠倒未始问句读脉络如何。所谓焉、哉、乎、也，助以为章者，顽然为长物，则虽颇通其义，亦既隔靴”(服部元乔4a)。 日语与华语在语法习惯、表达方式、语序句式、用字用词，甚至语气上皆有不同，所以在用华文写作的过程中，作为外国人的日本人出现了一些受日语影响而产生的问题，甚至包括很多著名的学者也不例外，这些问题被称之为“和习”。江户时期的文话作者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杜绝文章中的“和习”，从而写出标准而典雅的华文。江户时期影响最大的儒学家之一荻生徂徕专门写了一本文话《文戒》来谈戒除日人文章中受到日语影响的问题，他开出了三剂药方： 第一戒和字。和字者，谓以和训误字义者也，如いゐは，为中华文所不须；执迚傅抔，为稍读书者所不惑[……]皆讹用中华语，实非其义，最堪惑人。 第二戒和句。和句者，谓语理错纵，失位置上下之则者也。亦缘此方颠倒回环之读而误。 第三戒和习。和习者，谓既无和字，又非和句，而其语气声势不纯乎中华者也。此亦受病于其从幼习熟和训颠倒之读，而精微之间，不自觉其非己。(荻生徂徕a 1b、8a、13a) 徂徕在《文戒》中经常用“乃与华人酷肖”、“毕竟和气未脱处”等语批评别人文章的好坏。徂徕认为，造成“和习”的原因是日人学习汉语的方式，即训读。训读本是日人学习华文的权宜之计，但后来成为主流的学习华文的方式，③从而也影响到日人的华文书写，所以要写出纯正的华文，必须抛弃训读，直接从华文出发，通过华文直接学习华文。熊阪邦(1739-1803)所著文话《白云馆文罫》自序引徂徕《与江子彻书》云：“其根本分歧处，在以和语推汉语，与以汉语会汉语也。或人所派，是近世精细学问，其于读书法，亦搜抉无遗，但其所未达一间者，亦在由和训而入焉。是以究未离和语境界也。盖其作文字，一字一句，皆将古人文字来，为例为俗，依样画葫芦也[……]吾党则异是，其法亦只以汉语会汉语，未尝将和语来推汉语”(熊阪邦a 2a)。 凡从事过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读者读罢此段话，不觉心有戚戚焉。很多外国学习者已经掌握了比较多的汉语词汇量了，但写起汉语文章来，仍觉得不地道，关键是受到母语的习得影响太大。也就是说，在写作中不能用汉语思维，仍然是母语思维，也就是徂徕所讲的“以和语推汉语”，这样写出的永远不是纯正的汉语。正确的方式，徂徕说得言简意赅就是“以汉语会汉语”。所以笔者觉得，二百多年前创作的日本文话在我们今天的对外汉语写作教学中还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其实语言背后牵涉的是意识形态与民族情感的问题。在荻生徂徕时代，中华文化还具有较大的吸引力，甚至影响到日本一些服膺中华文化者的身份认同，西岛兰溪《敝帚诗话》云：“物徂徕勉欲为高华语而挠和习，崇尊唐山之甚，作《孔子赞》，至称‘日本国夷人物茂卿’，终不免识者之讥”(转引自 池田四郎次郎567)。反映到写作上，徂徕也有强烈的尊华意识，在遣词造句上也不例外，其《文戒》引山崎闇斋《世儒剃发辨》：“则世儒剃发，是其党之俗，而非天下之俗也。”之后评云：“此‘天下’指我国，而唯中国得称‘天下’，亦缘平生常言所称而误”(荻生徂徕a 7a-b)。这种语言上的选择，无疑反映了徂徕心理上的认同，所以文字上纯正华风的追求实际上是心理尊唐的外化形式。在徂徕时代，中华文化尚未衰落；到了近代，中国国势一蹶不振，连带日本学人对其的感受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日本的民族自尊心也越来越强烈，自然也立即反映到文章上，斋藤正谦(1797—1865)《拙堂文话》卷七云： 我邦神圣继统，别成一天下。其曰“中国”，谓我邦中土也；其曰“蕃夷”，谓边鄙及外国也。故天子自称曰“八大洲”，称之于外国曰“日本”；臣子称之曰“皇”，称之于外国曰“大日本”。(转引自 王水照9831) 著书涉外国事，则年号及姓名上，宜揭国号曰“大日本”，不涉外国事则否。(转引自 王水照9832) 从荻生徂徕到斋藤正谦一百多年的时间，日本文话对中华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逆转，这可以从上文讨论的用字上看出，其背后则是民族自信心的高涨。《拙堂文话》卷一云：“西土文章日衰，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本邦文章日隆，元禄胜元和，享保胜元禄，天明、宽政胜享保。此后更进，东海出韩昌黎、欧阳庐陵，未可知也”(转引自 王水照9842)。日本文话中动辄称引中华的现象消退了，曾为文化宗国的中国已经退位为地理意义上的“西土”。而且在日本学人眼中，中国的文章呈现出一种衰退的趋势，相反日本的文章却一代有一代之胜。文章优劣的消长，其实更是一种民族心理的变化。我们注意到，斋藤说这段话时还是在明治维新之前，可见在明治之前，中国文章在日本学人眼中已然衰落，已经不能成为效法的对象了。这些话的背后，当然是日本汉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再不用像荻生徂徕那样谆谆教诲学者要戒除“和习”。中国文章已经不再是要仰视的存在，而是可以加以平视的对象，日本学人也更有信心观看中国的历代文章了。张伯伟先生曾经指出，18世纪后期的东亚汉文学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从仰视中国和朝鲜的汉文学，开始流露出贬抑之情；日本文人也从自身文学的不断进步中，获得自信和优越感，对朝鲜乃至中国文学日益轻视(张伯伟95—148)。张伯伟先生考察的是诗歌方面的情况，而本文考察的文章方面的情况也可以印证张伯伟先生的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