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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江户时代的文话创述始于对中国文话的翻刻、汇编，其后则有对中国文话的注解与回应。“和刻本”中国文话不但保存了一些在中国失传的著作，而且在版本与校勘上亦有重要价值。江户时代出现多部汇编中国文话著作的文话，虽努力展现自己的体系，但处处可见中国文话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由龟卦川政隆所编的《文章一贯集解》是东亚文话史上唯一一部注释书。江户中期的文话开始关注日本学人汉文写作中的实际问题，故日本文话中对所谓“华风”与“和习”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时，随着日本汉文水平的进步，日本学人对中国的古文以及文话开始持一种贬抑的态度。围绕着荻生徂徕“古文辞”的争论亦是日本文话讨论的重点，以此显现了日本汉文学发展中的经典选择问题。 【关 键 词】日本文话/中国文话/接受/荻生徂徕 【作者简介】卞东波，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驻院学者，研究主要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域外汉籍研究。 一、江户明治明代对中国文话的翻刻、汇编与注释 日本江户时代，翻刻了大量中国典籍，其中就有一部分中国文话，包括一些在中国本土已经亡佚而仅存于日本的文话，如明代高琦所著的《文章一贯》。早在20世纪70年代，长泽规矩也先生所编的《和刻本汉籍随笔集》中就收录了不少和刻本文话，如宽永二十一年(1644)京都风月宗智刊《文章一贯》，元禄元年(1688)京都永原屋孙兵卫、唐本屋又兵卫刻《文章欧冶》，享保三年(1718)京都柳枝轩日新堂刊《文式》，享保十三年(1728)京都濑尾源兵卫刊《古今文评》以及元文二年(1737)跋大阪丹波屋理兵卫等刊《文章九命》。另外还有一些文话，《和刻本汉籍随笔集》没有收入，如享保十三年刊陈骥《文则》。《文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话著作，和刻本由江户中期“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荻生徂徕(1666—1728)之弟子山井鼎(1690—1728)所刻。 和刻本《文则》除了山井鼎的句读之外，最大的价值在于山井鼎数十条的校语。这些校语对厘清《文则》的文本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如甲八条：“《荀子》曰：‘按角鹿塖陇种东笼而退耳。’”山井校云：“‘塖’当作‘埵’，丁果反”(陈骙4b)。核之《荀子·议兵篇》正作“埵”，可见《文则》引用有误。丙二条引《秦誓》：“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山井校云：“‘秦’当作‘泰’”(陈骙10b)。核之《尚书》，此语确实出于《泰誓》，此处《文则》形近而误。丙三条引《左传》曰“作《武》员卒章曰：耆定尔功。”山井校云：“‘员’当作‘其’”(陈骙13b)。核《左传·宣公十二年》正作“其”。通过山井氏的校语，我们发现《文则》在引用古书时有不少的讹误，而山井能溯本清原，故其校语对《文则》文本的校订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纵观日本文话发展史，日本学者先是借助于中国文话来表达自己的文章学观点，而后才开始亲自撰作文话。江户时代初期藤原惺窝(1561—1619)的《文章达德纲领》六卷(下简称《纲领》)是江户时代最早且规模最大的一部文话，基本是汇编中国文话著作而成，惺窝在给其弟子林罗山的信中，称《纲领》“唯类聚古人之成说而已，曾不著一私言乎其间，是恐其僭逾也”(藤原惺窝a143)。惺窝弟子吉田素庵所作的《纲领序》也云：“旁采历代之诗文，参互考订，而因其体制，标其品题，分门析类，为百有余卷，以便讨阅。又为令知古文近诗之警策，前人后辈之手段，集《纲领》六卷以冠于其首。犹有沧海遗珠之叹，而遍掇明朝之众作，加入诸家之注解，增广贤哲之议论草稿”(藤原惺窝b序2a)。素庵在这里强调的是“遍掇明朝之众作”，据松下忠先生统计，《纲领》汇编的明人著作有《性理大全》、《文章辨体》、《皇明文则》、《明文衡》、《古文矜式》、《翰墨全书》、《百川学海》、《文章一贯》、《读书录》、《明文选》、《明文苑》(松下忠173)，①引用到的明代文人有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孺、胡广、吴讷、吴与弼、薛瑄、罗伦、聂大年、丘浚、李东阳、杨慎、罗洪先、唐顺之、王维桢、茅坤、李攀龙、王世贞等(松下忠174)。除了汇编明人著述之外，《纲领》还收录了大量宋元时代的文话、文选、诗话、笔记、类书，如《文则》、《文章精义》、《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续文章正宗》、《文章轨范》、《续文章轨范》、《文筌》、《标音古文句解精粹大全》、《后山诗话》、《韵语阳秋》、《西清诗话》、《吕氏童蒙训》、《珊瑚钩诗话》、《宋子京笔记》、《皇朝类苑》、《容斋随笔》、《墨客挥犀》、《宾退录》、《朝野佥载》、《遯斋闲览》、《鹤林玉露》、《闲居编》、《事文类聚》、《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古今源流至论》、《近思录》、《通书》等等。惺窝比较集中引用的典籍是《性理大全》、《文章辨体》、薛瑄《读书录》、《文则》、《文章一贯》等书，而讨论到文体时，几乎将《文章辨体》一书全部收入。 这些中国文话被整合到藤原惺窝构建的理论框架下，根据松下忠先生的看法，藤原惺窝的文学观是一种“道德的(载道的、贯道的)的诗文观”(松下忠162)，强调“文”作为“道”的附属性，而没有独立的价值。朝鲜儒学家姜沆在《文章达德纲领叙》中对此书旨趣有很好的概括：“其所谓达者，孔子之所谓‘辞达而已’者也。所谓德者，孔子之所谓有德者必有言者也。此一编之纲领，而作文之根柢也”(藤原惺窝b序2a-b)。所谓“辞达”，仅强调文学最低限度的表达功能，实际上是对文学功能与性质多样性的压抑。在这种理念之下，惺窝将《纲领》全书分为六卷，卷一“入式内录”，惺窝强调的是“读书”、“穷理”、“存养”三个方面，可说是创作者的修养论。卷二“入式外录”讨论的是写作中的谋篇布局问题，可说是技巧论。卷三“入式杂录”，则对写作中各种表达方式和技巧，如叙事、议论、用事、形容等等详细讨论，可说是创作论。卷四“辨体内录”、卷五“辨体外录”则对各种文类、文体进行了仔细辨析，可说是文体论。卷六“辨体杂录”则是对历代作家作品进行了评论，可谓作家论。从上可见，《纲领》的框架设计还是比较有体系性的，触及到文学的各个层面，唯独没有讨论到文学的“本体论”，更没有讨论到文学的缘情性、文采性或游戏性。通过汇编大量理学家的诗文观点，惺窝试图在江户时代开启之时，确立一种新的文学观，一种不同于此前五山禅僧主导文学的新的文学伦理，也就是说他要回到宋代理学家强调的“文为小道”、“文以贯道”的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文学观。这种观念其实是为了适应新建立的江户幕府的统治需要应运而生的。 江户时代中后期的文话，基本上开始从汇编转向自撰，不过即使是自撰的文话也多有抄录中国文话之处，如江户中期文话伊藤东涯(1670—1736)所著的《作文真诀》，其中的“体格之别”、“体段之制”，东涯就标注出自《文章欧冶》，而和刻本《文章欧冶》正是伊藤东涯本人主持翻刻的。江户晚期文话中海保元备(1797—1866)所著的《渔村文话》也多是汇编中国文话而成，其中也受到《文章欧冶》影响最大，如其中的“改润法”完全袭自《文筌》。不过，随着日本汉文学的发展，日本学者也意识到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文话，并不完全适合于日本的学术语境，如释良范所编文话《艺圃鸡肋》就说：“《欧冶》、《轨范》之类为科业而设”(释良范1b)。像《纲领》那样完全汇编中国文话的著作已经没有了，释良范所著的《艺圃鸡肋》除了大量引用《文章轨范》、《文章欧冶》、《文章一贯》的内容外，还加入了本国学者，如获生徂徕对文章的评论。日本文话对中国文话也由一味地袭用，而开始有所批评，如东海长济美《艺圃鸡肋序》云：“刘勰、陈癸(骙)之诸公所论非不备焉，而大羹、玄酒，岂幼学之所甘哉?”(释良范序b)。也就是说像《文心雕龙》、《文则》这样体大虑周、规模较大的著作，并不适合于日本的初学者，所以《艺圃鸡肋》不但用假名写成，而且也侧重于技巧性的内容。石川鸿斋(1883—1918)所著文话《文法详论》卷上云：“卢允武《助语辞》唯粗论助语，而未及字法；陈叔通《文则》唯粗论字法、句法，而未及章法、篇法。此二书，非谓全无益于初学之士，抑亦末也。”更云：“《文章辨体》、《文体明辨》虽卷帙浩繁哉，唯辨其体制耳，岂足以见顿挫波澜抑扬起伏之妙哉?则读之可，不读亦可”(石川鸿斋2b、3b)。这里甚至说不读中国文话亦可，可见到明治时代，中国文话已经不是日本汉文学主要参照对象了。虽然对中国文话不无批判，但《文法详论》卷上的“辨体”部分明确标明出自《留青新集》，其实直接来源应是《文体明辨》。可见，自始至终，日本的文话著作都受到中国文话的灌溉，是在中国文话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 日本文话的创作基本集中于江户时代，随着“脱亚入欧”的明治时期的到来，汉学受到了冲击，但这一时期的汉诗与汉文却逆势兴起，可谓当时文坛的“奇现象”。大町桂月(1869—1925)《明治文坛之奇现象》云：“及明治之世，西洋文学思想突入而来，是未足为奇；小说面目一新而勃兴，是未足为奇；新诗兴衰，亦未足为奇；惟其势当减之汉诗，反而兴盛，且见其佳，不得不视为不可思议之事”(转引自猪口笃志507)。此处讨论的是汉诗，汉文情况亦是如此，当时社会上对学习汉文写作技巧的书仍有一定的热求，龟卦川政隆所编的《文章一贯集解》(下简称《集解》)正是产生于这一时代氛围之中。《集解》是目前唯一的文话注释著作，也可谓日本文话的殿军之作。平冈宗敬《文章一贯集解跋》云：“维新以来，文学日进。青衿子弟竞学文章，然往往苦其体裁各异，无由下手。犹航沧海，茫茫然有望洋之叹耳。此编载文章诸体之梗概，使初学有所下手。故能熟于此，则临题无复曳白之患”(龟卦川政隆 跋a)。 明人高琦所撰的《文章一贯》是一部汇编体的文话，虽然不著一字，但引用的所有资料按照编者的理论框架结构而成，所以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但此书出版后，在中国本土很早就失传，并没有产生影响，而在日本却影响颇大。上文提到的《纲领》中就多处引用到《文章一贯》，并且在宽永二十一年(1645)日本还刊刻出版了和刻本的《文章一贯》。《集解》之产生某种程度上亦是《文章一贯》长期在日本流行的结果。 《集解》是最早也是唯一的《文章一贯》的注释与研究著作，龟卦川政隆所作的“附言”交代了此书的撰述背景及体例，其第一条云：“此书简帙短而九法一贯，文律密而宫商和畅，实贯道之良器也。若熟于此律，则虽千言万语之大文辞，亦可以发金石声。况小品尺牍乎?然而此书乏书肆，苦购求者不鲜，予乃为初学集解，以公于世。是刊行之所以为主也”(龟卦川政隆 附言a)。从这话可见，《文章一贯》自宽永年间刊刻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刊行，所以“此书乏书肆”，则《集解》刊行之目的之一就是满足学文者对此书的需求。《文章一贯》本身有一些自注，《集解》则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加以汇集各家注释。虽然龟卦川政隆编著《集解》的目的在于便于初学，但也是基于此书“简帙短而九法一贯，文律密而宫商和畅，实贯道之良器”的性质。 所谓“集解”并非是对《文章一贯》文本的逐字解释，而是汇集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的相关论述与《一贯》的本文相互印证。《集解》引用到的日本儒学家及学者有贝原损轩(1630—1714，后改为益轩)、伊藤东涯、荻生徂徕、太宰纯(1680—1747，号春台，荻生徂徕弟子)、林义端(?—1711，字九成，文话《文林良材》的整理者)、室鸠巢(1658—1734)、冈白驹(1692—1767，号龙洲)、大典显常(1718—1801)，以及编者龟卦川政隆本人及训点者宝田通文(1817—1896)。《集解》除了编者本人发表意见较多外，引用较多的主要是林义端以及伊藤东涯的观点。编者所引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江户中期的学者，而且这些学者的文学观并不相同，可以说属于不同的学派。如贝原益轩、室鸠巢就是朱子学派的学者，伊藤东涯与荻生徂徕则属于反朱子学派，荻生徂徕与伊藤东涯之间理念也不尽相同，但《集解》在引述时基本上没有牵涉到他们之间的论争，而是撷取编者本人认同的话加以汇录在一起。 龟卦川政隆的生平与思想虽然还不太清楚，除了著有《集解》之外，另著有《说教格言》(1874)，可见其受朱子学影响比较深。从上面“附言”中的“贯道之良器”之说可见，龟卦川政隆是比较相信理学家主张的“文以贯道”或“文以载道”之说的，龟卦川政隆在《集解》卷上也引用到贝原益轩的话“文字者，载道之器也”。《文章一贯》卷上引用谢枋得的文章“有关世教”，对于叶适“为文不关世教，虽工何益”的观点，龟卦川政隆也表示认同，认为文章与世教有“大关系”(同上)。可见他对文学基本持一种道德化的观念。 从江户初《纲领》一书全部汇集中国学者论述，到明治年间《集解》集合的都是日本学者的观点；从借他人文字发声，到自己发声，日本文话基本上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历程。中国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弱，但我们依旧能够体会到日本文话中受到的中国文学思想的深广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