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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有冷静也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伟大的耐心”。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即艺术的创造者之意），他还必须具备更高的艺术创造品格，即所谓的“耐心”，这种耐心又非一般的耐心，而是“伟大的耐心”。耐心而伟大，这就说明创造决非轻而易举，即便是具有天分的天才，所谓“神圣的创造冲动往往过于急躁，不肯信步于这种冷静的手段中间，而要直接冲向眼前的时代和现实的生活，改造道德世界中尚无形式的材料。”（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载冯至：《冯至全集》第11卷第55页）这两组词用得很有些不同寻常，但却是当年“极具天赋”的少年时代之后、在历经铅华仍执着于创造的诗人的“彻悟之思”，不再如《强盗》等剧那么激烈冲创，但却由现实上升到理论，显得更加的具有思辨色彩与总结意义。所以，这“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不妨看作是席勒美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我相信，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时代；而能否成为，关键在于时代之人有否成就其为一个伟大的时代。洪堡曾经抱怨自己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对物质的关注远胜于人本身，对群体的关注远胜于个体，对外在价值与功利的关注远胜于内在之美与精神，高雅与多元文化距离初始的纯一性越来越远。”而事实上，德国古典时代乃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之所以成就这样的“辉煌”，我总想解读其中奥秘，却百思不得其解。读到这个短语，仿佛豁然而悟，多少有些明白的感觉。其关键很可能就在于，作为创造者的诗人，是否真地拥有这种“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这样的比喻放在时代精神的另一位更具典范意义的参与者身上，或许是更为合适。那就是歌德。我有时在想，席勒的这番话是否就是为歌德“贴身定制”的？歌德在任何时候，似乎都显得那样的从容自若，那样的神态淡定，说他冷静，当再贴切不过；然而这种冷静，并非如常人所言的“冷漠”，而是更多地属于一种“创造的冷静”，怎样才能达致这样一种“创造的冷静”呢？ 席勒一生，可谓“以血泣之”，是真正的用自己血肉之躯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美学理想”的。他早年的反抗强权与追求自由，充满了动荡、激烈与冲撞，很难说真地具有了“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只是在耶拿的教职与此后的沉潜，在史学与哲学的领域中徜徉寻路，才使他终于慢慢悟到了创造的真谛。与歌德的接触，更使他获得一面“镜子”。他在与歌德订交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你那观察的眼光，这样沉静莹澈地栖息在万物之上，使你永远不致有堕入歧途的危险，而这正是抽象的思索和专断的放肆的想像很容易迷进去的。”“因为你好像是照着自然的创造再创造着人，所以你切望窥入它奥秘的机构。这是一个伟大的真正英雄式的观念，足以证明你的精神是如何地将它全部丰富的思想组成一个美丽的整体。”（席勒1794年8月23日致歌德信，见《宗白华全集》第4卷第34、3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歌德与席勒携手合作的魏玛时代不但塑造了德国古典时代的辉煌，也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难以逾越高峰。之所以如此，可以列举的原因很多很多，但有数点至为关键，一是他们对自身“艺术家”（即创造性的诗人）岗位的择定，所谓“创造出自创造，／ 和谐生自和谐。”正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以创造为天职”的坚守。二是他们有着“创造达致理想”的伟大信念，而且具有强烈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坚定信心。所谓“创造天才兮振翅当高飞，／云天高兮再举翼，／再举翼兮永攀高。”正是诗人以诗的创造形式对艺术家使命的最好表述。参之以歌德的《浮士德》结局（此处用杨武能译文），亦同样符合若节。所谓“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者，／才配享受自由和生存。”所谓“我有生之年的痕迹／不会泯灭，而将世代长存。——／我怀着对崇高幸福的预感，享受着这至神至圣的一瞬。”三是对“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这一原则的发明与坚守。 我一直在想，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席勒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极清醒的认识或预见，并且是在超越现代性的高度上来思考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的水平并未高出那代人）。之所以他能如此洞见而富于献身精神（是对创造和艺术的献身，而非其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那是德意志文明的哺育所致。我们今天同样面临着一个时代，未必比以前更伟大，但也决不比古代更落后，中华文明的底蕴与阔大也决不逊色于德意志文明。其危机与机遇，同时并存，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知识人，能否意识到这一问题，能否有足够的高度、意志（坚忍）、耐心（伟大）、冷静去创造，去抗拒功利，而默默行路？如此，则时时不妨想念起异域异代的这位伟大诗人，他虽然离开这个尘世已经200年，但往事未付红尘，创造者精神犹在。就让我们以这组短语与一切理想者共勉，“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