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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一生，跌宕坎坷；青年虽暴得大名，然亦造就日后的悲歌慷慨生涯。这种独特的生命阅历，落实在个体确实历经忧患艰难，让后来者凭生许多悯惜敬怜之意；但落实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却未尝不是“天降大任而苦之”的一种方式。能够从这种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并坚守理想者，也就能够承担为创造者的责任。 他对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生命，有着非常清醒、自觉的岗位意识，这点值得特别关注。他要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既摆脱了那种乐于在转瞬即逝的瞬间留下自己痕迹的虚夸的‘经营’，也摆脱了那种急不可待地要把绝对的尺度运用到贫乏的时代产物上面的热狂，他把现实的领域交给以此为家的知性，但是，他也努力从可能与必然的联系中创造理想。他的这种理想，是用‘幻觉’和真理塑造的，是用他想像力的游戏和他事业的严肃铸造的，是用一切感官的和精神的形式刻画出来的，并且不声不响地把它投入无限的时间之中。”可是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个在灵魂中有这种炽热理想的人，都有创造的冷静和伟大的耐心，把这种理想刻入无言之石或灌注成质朴的文字，交托给时代的忠实之士。”（席勒：《审美教育书简》，载冯至：《冯至全集》第11卷第5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这段话讲得非常之中肯，切肤之言啊！放在而今的时代之中，竟显得如此的贴切。毕竟，席勒已离开世人整整两个世纪了。 “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这让我想起温克尔曼的那句名言，即“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与后者的被广泛征引相比，前者似乎沉入历史的烟尘，早已为后世所淡忘。但在我看来，对于怀抱理想、冀望未来的思者，却不可不将之重新捡拾，细品其中三味。 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创造是最为关键的，也是人之为人标准中最最核心的部分。如果不能创造，人与禽兽何异？这里的创造，包含两层含义，既指物质上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亦涵盖精神上学术文化的发现创造。我们今天用的很多的一个词是“创新”，或者可以商榷。虽然“新意迭出”很能让人满足追奇逐异之感，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二百年”，这在历史进程中或许较为短暂，但对个体而言却是两辈子都很难企及的长度。 然而，这种创造，不是谁来创造都可以的。它只是属于创造者的，德文中将“Dichter”与“Schriftsteller”两词严格区分，后者是作者之意，凡作文者皆可称“作者”。但前者乃“诗人”之意，或者译为作家。但我认为其“诗人”之意做拓展性之理解更好些，即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才是诗人的工作，而非仅仅“吟诗作赋”之狭义诗人。诗人的意义应拓展为“艺术的创造者”。这样一种原则的确立，与席勒、歌德那代人对自身的明确定位大有关联。我注意到，席勒在本质上是将自己和同类人（如歌德）定位为“艺术家”，即无论是现今加予他的任何头衔——诗人、戏剧家、史学家或者思想家、美学家，都不足道哉，他为自己确定的身份是“艺术家”。所有的各种文化创造活动，在这样一种定位之下，都可以前后贯通勾连起来。 这一点印之以宗白华的判断，更清楚。他对席勒与歌德订交时的文艺思想这样概括：“他认为艺术创作是一切文化创造最基本最纯粹的形式。它是不受一切功利目的的羁绊，最自由最真实的人生表现。它替人生的内容制造清明伟大的风格与形式，领导着人生走向最充实最完美最自由的生活形态。所以，艺术和艺术家应该认识及负起文化上最高的责任与最中心的地位。”（宗白华《歌德、释勒订交时两封论艺术家使命的信》，载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3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释勒即席勒）时为1794年，毫无疑问，从最初少年意气的“横空出世”到而立之后“阅尽红尘”的从容淡定，席勒在迈向不惑的道路上，确实非常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位置与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