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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准备承受再也正常不过的家庭负担，克服重重困难(缺此就不成其为家庭生活)的人才能感受到家庭生活的幸福和乐趣。如果有人在童年时就形成了家庭生活的良好方式，青年时对家庭幸福充满了期待，甚至准备为之经受诸多困难和曲折，家庭就会给他带来满足感。但是，在H. A.涅克拉索夫著名诗篇《三套马车》的基础上是否也可以形成家庭生活的良好形象呢？ 你把围裙系到了腋下， 胸口被勒得丑陋不堪， 挑剔的丈夫会来揍你， 婆婆要把你折磨够呛。 在粗活累活的重压下， 你含苞未放便会凋零， 你将陷入不醒的梦魇—— 照看孩子，干活儿，吃饭。 你那充满生机活力的 脸上，会忽然出现呆滞 而迫于无奈的表情和 凝固不变的茫然惊惧。 你一走完人生的苦旅， 就会被埋进阴潮墓穴。 连同耗尽的气数和那 从未得到温暖的胸口。 答案是肯定的。 家庭生活方式是受到童年记忆的影响和在自己家里所度过的那段时光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凡是童年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的人，成年后通常都能够创建自己的家庭生活。而在童年遭到不幸的人，就很难掌握家庭生活之道。这一点也适用于所引诗段的作者，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童年所形成的家庭负面形象自然对涅克拉索夫的人生道路，对他个人的生活状态都产生了影响，甚至导致他无力组建名副其实的家庭。看来，恰恰可以用这一点来说明(哪怕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涅克拉索夫最终与自己的朋友两人共享一个女人，也就是说，他过着法语中所谓“三角家庭”的生活。在俄罗斯诗人中，涅克拉索夫并不是唯一有这份经历的人。20世纪有人重蹈了他的覆辙，此人也相当有名，甚至成了苏联文学的经典诗人，这就是同样也未能获得家庭幸福，并以悲剧结束人生的马雅可夫斯基。他和情人及她的丈夫住在一起，不过与涅克拉索夫有所不同的是，他并未自找麻烦——为“三人之家”的柴米油盐而操心和担忧，而是宁愿靠情人丈夫——苏联高官的钱过活。苏联经典诗人与19世纪经典诗人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如果说后者用一种极为忧郁的心情看待俄罗斯生活(“走上伏尔加河畔，回响着谁的呻吟……”，“白骨，俄罗斯人的白骨……”，“怎么回事？那一堆死人！”等等)，那么苏联诗人却不切实际地一味沉醉于玫瑰色的幻想，他鄙视“个体”的力量(这与尊重个人截然相反)，为歌颂被人们所盲目崇拜的偶像而耗尽自己的才华。不需要任何的弗洛伊德理论即可明白：性失调，常常因为觉得自身的男性能力不足而苦恼不堪，这些对文学创作不能不产生影响。 让我们回到俄罗斯文学对家庭的描写上来。其中刻画得最为鲜明的女性形象，正如上文所说，是“绝妙之美的化身”，“女性劳动者”，“作为母亲的女性”，而几乎完全没有作为持家人①的女性形象。很难判断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是什么。是对现实的反映？还是应该将它归结于文学的特点，归结于俄罗斯文学对现实所采取的一种独特态度(即偏向社会政治领域，转向全球—历史范围和“全世界”范围的问题)？显然，对此类问题的关注无法凸显出作为持家人的女性形象。不过也不能说，这一形象广泛流行于欧洲的国别文学中。一般说来，对文艺作品更具吸引力的多半是不落窠臼的情节(而不是日常现象)，杰出而坚强的性格，戏剧性的、甚或悲剧性的情形。我们多少也有几分理由相信，家庭可以成为文艺作品的有趣情节。但是，如果说到西方，那么用来替代家庭概念本身的“家庭炉灶”在西方的精神理念中是相当清晰的。譬如，在罗曼语系诸语言中，它是最常用的概念之一。而在俄语中却是另一番情形：在语言实践中它几乎不用。但与此同时，家庭炉灶的概念是家庭关系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它比家庭、母性、父性更为宽泛，因为母性和父性在家庭之外的环境中也完全可以得以体现。所以只有当妻子和丈夫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不仅是母亲和父亲，而且还分别是家庭炉灶的操持者，看管者及保护者的时候，家庭才是牢固的。 家庭炉灶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地方，这里洋溢着家庭的温馨和舒适，亲人关系的温暖和挚切。有理由认为，家庭炉灶的概念即使在文化中表现得不很鲜明，在俄罗斯的精神理念中也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这种看法也得到了一个事实的支撑，即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多子女家庭是俄罗斯的一大特色，每个家庭平均多达四至六个子女。显然，养育如此之多的子女，这本身就必须要有牢固的家庭关系，必须以关心家园的操持和保护作为前提。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上后来发生的动荡事件对家庭的稳固当然没有什么帮助。全球化迅猛发展(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居城市)，大批年轻人参加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因素引发出一个概念(在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是完全不可能产生的)——宿舍的概念(先前只用于修道院——修道士的“共同生活”)。宿舍就其本质而言正好与家园相反。数以百万的人在苏维埃政权时期都住过宿舍，其中的许多人在那里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人生。苏联的宿舍是临时性和不稳定的生活的象征，是生活上没有得到安顿的象征。(并不包括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宿舍——它们有助于年轻人获得独立性。)宿舍当然已铭刻在现代俄罗斯的精神理念中，而且还是使家园概念遭受挤压的一个因素。而另一个因素就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十年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布尔什维克的极端革命性。 布尔什维克将家庭视作反革命机制，视为进步道路上的障碍。Л.托洛茨基写道：“革命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试图摧毁所谓‘家园’——即陈旧、腐朽和落后的机制……依照设想……家庭的位置应该由完整的社会照护和服务体系来取代……这一目标尚未得以实现，四千万苏联家庭依旧是中世纪的宗族之家。”[6][121)虽然在30年代下半期官方意识形态对家庭已不再持有断然否定的态度，但家庭依然被认为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社会现象，它服从于其他一些目标，而后者的意义远远超过家庭生活的问题。官方意识形态所提出的著名论点“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组成单位”就证明了这一点。其实这是一个空泛的论点，它进入了其后数十年(直到目前为止)的社会学课本。这个论点的唯一现实意义在于：使家庭服从于社会整体，将家庭仅仅看作是实现社会目标(在苏联时期的大背景下就是党和国家的目标)的一种手段。遗憾的是，对家庭所表现出的漠视态度即便到了90年代依旧是俄罗斯在改革之后的国家政策的一个特点。不过，这种态度与该政策本身普遍忽视绝大部分居民的利益直接相关。 应该指出，对家庭的否定态度在西方的某个阶段也曾盛行一时。例如，法国大学生在著名的1968年学潮中提出了“取消家庭”的口号，因为家庭是“资产阶级的”机制。的确，之所以发生此事，与托洛茨基主义，以及二三十年代盛行于俄罗斯的左翼激进派别的其他学说的影响不无关系。左倾激进主义的政治派别(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的一个特点是，总体上对家庭持否定态度，或者顶多将它视为在历史上是短暂的临时机制，将来肯定不会再继续存在下去。与此相反，保守倾向的政党(如：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德国、意大利及欧洲其他诸多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在其纲领中突出了家庭的重要性，并对维护和巩固家庭的问题十分关注。在西方通常把家庭列入所谓“保守”价值之中，把它与企业经营的自由、私有财产、人权等等量齐观。遗憾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的俄罗斯尚未出现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即便在民主倾向的，甚至保守倾向的政党当中)宣称家庭是其极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 如果把社会服务理解为某种特别的东西，它有别于职业活动方面的工作，有别于职业或社会活动范围内的创作，那么就会出现服务于社会与关心家庭这两者的尖锐对立，家庭义务和社会义务的互不相容。俄罗斯知识界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头几十年将社会服务理解为某种特别的东西，理解为服务于一个目标，即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总体而言也是对存在进行根本的改造，换言之，这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的泰坦精神”。从19世纪60年代起，俄罗斯文学便荡漾着社会服务(该词组即用于上述的专门意义)的激情。社会的泰坦精神要求人们为了社会而放弃个人生活。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所谓“自然派”，“现实的批评”，涅克拉索夫的《现代人》杂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和皮萨列夫的文章都把社会服务的理念确立为个人最重要的义务，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和现象都必须完全服从于这一义务。苏联时期的文学(如：H.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30年代反映生产题材的小说——B.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M.莎吉娘的《中央水电站》等)完全传承了这一理念。个人生活毫无保留地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这一理念不仅在文学艺术的众多表现形式中，而且在众多的生活现象中都得到了反映。可以将它视为俄罗斯精神理念在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