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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家庭和婚姻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俄罗斯文艺》2013年3期 (俄)维·费·沙波瓦 参加讨论
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断言:“俄罗斯人没有家庭观念。”[1](39-40)列昂季耶夫关注到俄罗斯国民性格与相近民族(无论在语言还是在信仰方面都接近于俄罗斯人,俄罗斯的社会舆论将其视

    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断言:“俄罗斯人没有家庭观念。”[1](39-40)列昂季耶夫关注到俄罗斯国民性格与相近民族(无论在语言还是在信仰方面都接近于俄罗斯人,俄罗斯的社会舆论将其视为兄弟民族)之间所存在的显著差异。他写道:“无论是希腊人还是保加利亚人,在家庭生活的观念方面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的,同样都偏爱于德国人自称为市侩习气的那种东西……然而波兰小贵族那豪爽的骑士风范则更加贴近于哥萨克的旷达情怀——亦即大俄罗斯人的旷达情怀。”[1](392)
    在我国的许多艺术作品中我们确实总能看到丈夫似乎不在家的情形。不是一个顾家的男人,而是一个在家里待不住的男人:要么忙于征服北方、西伯利亚或远东,要么参加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出去打仗,再不然就是全身心投入到科学事业中,这是俄罗斯艺术作品中最常见的男性形象之一。这一形象出现在许多苏联影片中,诸如《志愿者》、《两个探险家》(改编自B.卡维林的长篇小说)、《雁南飞》、《一年中的九天》等。妻子的生活状况(丈夫因某种情况——通常是艰难的甚至是悲剧性的情况——出了远门,而她一直在等着他)同样也成了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的素材和主题——从《伊戈尔远征记》中的《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到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著名诗篇《等着我吧》。诸如家人分离这样的题材在苏联时期的流行歌曲中我们也可以找见:
    歌声,你在辽阔的大地上飘荡,
    爱妻,你不要等我,不要哭泣。
    祖国派我们奔赴远地
    去征服那海洋!
    显然,类似这样的情节之所以一再出现,与俄罗斯历史的特点直接相关:俄罗斯人不断遭受严峻的历史考验,而且一直需要开发气候条件相当严酷的大片疆地。艺术自然就会反映由这些条件所造成的家人分离状况,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感受。不过从艺术作品和这些生活状况本身不能不看出俄罗斯精神的一个特色:心系远方,不想把自己关在家里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
    我想和你在一起,
    只想和你留在一起,
    不过天上高高的星星
    在召唤我上路。
    歌词作者维克多·崔——80年代颇受欢迎的俄罗斯杰出歌手和音乐人,准确地表达了俄罗斯全民族性格所固有的心向高远这一特点。勇敢的品质构成了它的基础,用欧亚主义的拥护者H. C.特鲁别茨科伊的话来说,对这一美德“无论是罗曼-日耳曼人,还是其他斯拉夫人都难以理解”。俄罗斯精神中的心向高远对家庭生活而言绝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此观点将在下文详述。
    在家人分离的状态下,妻子的使命就凸显出来:除了翘首以盼、伤心落泪,还要拯救陷入灾难的丈夫。对妻子使命的这种看法早在《伊戈尔远征记》就已经有所反映。斯维特兰娜·凯达什写道:“其实,《远征记》的爱情情节是按照反宫廷骑士小说而加以建构的,在宫廷骑士小说中女主人公都是由恋人或作为骑士的夫君给救出来的,而雅罗斯拉夫娜则独自把丈夫从危难中拯救出来。”[2](34)众所周知,宫廷骑士爱情要求男人克服许多障碍,而且他还应该是独立战胜的。而女性始终只是一名旁观者或裁判,尽管她是有所偏爱的,但原则上并不介入,所谓“坐山观虎斗”。宫廷骑士小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男人通过展现自身的英勇顽强战胜所有的敌人,救出自己的恋人。爱情是作为对这种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的奖赏而降临于他的。宫廷骑士爱情的题材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变异,如伊恩·弗莱明的长篇小说以及由此改编的有关詹姆斯·邦德的电影可以算作一种独特的变异。在宫廷骑士的模式中,总体而言,女性处于被动,她是一种奖赏品或男性在竞争中得到的一种战利品。而在《远征记》中女性的角色表现得更为积极。在俄罗斯许多文学作品中,女性都获得了此类的积极角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普希金笔下的塔吉雅娜,她在写给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信中敢于主动表白爱情。女性的积极主动使得男性的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现在他不仅要有勇敢和大无畏的精神,而且还要具备其他一些品质,如:有一颗敏感的心灵,善于读懂女人心并能够正确评价女性的情感迸发。难怪普希金也会像读者一样理所应当地责备起(尽管也很有分寸)奥涅金缺乏感情,冷若冰霜。
    完全可以肯定:女性在家庭里占据主导地位,而男性自然也就处于从属地位,这是俄罗斯家庭的典型特征。我国的许多文化作品及其他资料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了女当家人的角色。年轻的H. 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婚礼前夕对自己未来妻子的角色做了一番思考,他写道:“我总要听从别人的话,也很想听从别人吩咐我做什么。既然我自个儿什么都不做,什么也做不了,那就应该有人要求我去做,我只做别人要我做的事情;我应该言听计从……在家庭生活中我应该起着通常是妻子所起的作用,我的妻子就应是一家之主。她应该这样。这也是我所需要的。”[3](473-474)
    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表妹证实,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母家里母亲是当家人,而父亲则处于从属地位:“叶甫盖尼娅·叶戈罗夫娜说什么,加夫里尔·罗曼诺维奇就做什么。我们家里谈话的内容尽是关于叶甫盖尼娅·叶戈罗夫娜在做什么,叶甫盖尼娅·叶戈罗夫娜有什么吩咐。”[4](96)显而易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将自己父母的生活经验照搬了过来。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通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个例我们可以观察到,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是怎样影响到性关系方面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性的主动权让给了女性:“这在我们会怎么解决呢?我倒是想这么解决:当我在她那里时,我通常就按照她的意愿去做,不要时时由我掌握主动权。可这不是与两性之间的常规关系相背离的吗?怎么会这样?迄今为止,我们这里的一切与未婚夫和未婚妻之间通常所发生的情形恰好相反:她做主,我顺从……在性关系上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通常都是未婚夫主动去找未婚妻,走到她跟前,同她攀谈起来——我正好相反,等着她来找我,对我说:‘跟我说说话,坐过来。’如此这般。也可能会这么说:‘您现在可以待在我这里了。’‘多谢,奥·索。’”(奥·索——奥莉加·索克拉托夫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妻子。本文作者注)我们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意识到,把性的主动权让给妻子,这是一种非典型的意愿。至于女性在家庭关系的其他问题中所起的主导角色,那么这种角色在她们看来是祖先们留下的传统,他理应遵循,而不想添加任何全新的内容。
    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这并非为俄罗斯所独有。一位日本作者写道:“我有机会参加过一场女青年的座谈会。她们谈到了日本的夫妻关系。我兴致勃勃地听完了她们坦诚发表的一致看法:在每一位座谈者的家庭中占主要地位的都是母亲,而父亲则对母亲表现出一副爱护有加的态度(尽管他没有这么明说)。我认为,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参加座谈的姑娘们的家庭里,而且对任何一个日本家庭而言都具有典型意义。”[5](252)可以得出结论,女人当家做主,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是俄罗斯所独有的。不仅如此,只要女性是持家者,那么她在家庭中就一定是主角,这是必然的结果。
    在俄罗斯精神理念中还呈现出另一个形象,这就是性喜女色、同时也讨得女人欢心的恶男,它对理解俄罗斯家庭关系的特点也具有重要意义。列昂季耶夫写道:“不容争辩的是,我们大俄罗斯人就本性而言是‘寻欢作乐者’。正像意大利人那样,其强烈的宗教信仰常常与贪杯好色结合在一起。”[1](390)“如果说保加利亚人或塞尔维亚人好色喜淫,那么他们多半会成为《巴黎的秘密》中的伪君子雅克·弗兰,而不是柯里佐夫诗歌中的利哈奇·库德里亚维奇。”[1](396)贪喜女色的恶男形象在俄罗斯艺术和文学中并未得到鲜明的表现。但理应将它列入俄罗斯精神理念的特点之一。在民间口头创作、民歌以及诸如C.叶赛宁等诗人(即其创作风格接近于民间传统的诗人)的作品中可以见到这一形象。在当代流行歌曲中也可以找见,下面的歌词便是对它的一种独特反映:
    我这才明白,
    你要什么,你想什么,
    但你想要的,
    我偏偏就是不给。
    其它姑且不谈,仅凭这几句歌词就有力地说明了男女关系单纯朴实,两性亲密接触时无拘无束,坦诚相待,而且还多少透着轻佻的习气。顺便指出,俄罗斯人对夫妻一方不忠行为的态度如果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便可以发现其特色所在。从不少影片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戴绿帽子的丈夫”在意大利一定会招致人们的蔑视和讪笑。在俄罗斯有同样遭遇的丈夫多半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不过在大多情况下是默默的同情,但也会遭到诸如对妻子关心不够的指责:既然这样,妻子即便出轨也“做得没错儿”。不过,在这一问题上,普希金笔下的塔吉雅娜显然才是理想的典型,她说的那句话“但我嫁给了另一个人;我要对他忠贞一辈子”在俄罗斯众人皆知。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俄罗斯精神理念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将少女时代和婚后生活理解成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同时,每一种方式都有各自的好处和趣味。如果说女人在出嫁后要承担许多义务,其自由也必定会受到限制,同时她(和男人一样)也会因此而获得新的生活感受和更为丰富的情感,生活因此而变得更为充实和完整。可以把关心家庭看做是一份乐趣(未成家者自然就谈不上关心家庭,因而也就体会不到这份乐趣),而不是一种累赘和负担。同时,在俄罗斯精神理念中对婚后生活也有一种完全相反的看法——将其看做是女性生活中的黑暗时期。这一观点认为,家庭生活有时与苦役和坐牢相差无几,充满着折磨人的痛苦,是一种受尽欺压的凄惨状态。必须承认,俄罗斯19世纪经典文学对这种极端化的观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如果把文学看做是对生活的直接反映,那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仅凭文学就对生活及其主要形态、方式和风俗习惯做出确凿无疑的结论,这恐怕未必妥当。譬如,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中(不过西方文学也是如此)未必能找到关于夫妻(哪怕仅仅是一对夫妻)幸福生活较为生动的描写,未必能见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真正享受幸福婚姻的女性形象。而渴望挣脱牢笼似的家庭束缚的苦难女性却非常多。我们不妨回忆一下A. H.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Л.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文学是生活的积极要素,因为它是中小学的一门课程,对一个人(尤其是少年)世界观的形成会产生影响。仅此而言,文学的意义就已经相当重要了,更何况,俄罗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调节的许多机制都被弱化。例如,教会对俄罗斯大部分人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早在十月革命前的年代里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在苏联时期则几乎丧失殆尽;即便是在后苏联的俄罗斯也无足轻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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