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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故事》托尔斯泰生前未发表的一篇意识流小说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未知 王景生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王景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列夫·托尔斯泰最早的叙事作品是写于1851年的《昨天的故事》,它属于未竟之作,具有“试笔”[1]的性质。然而列夫·托尔斯泰生前不曾发表过的这一习作,在心理描写方面显示出的特点,恰恰符合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拈示的“心灵辩证法”的本义。美国学者梅·弗里德曼说它“朝意识流方向发展,尤其接近感官印象的写作手法”,并称之为列夫·托尔斯泰的一项“贡献”。[2]什克洛夫斯基则认为:“如果列夫·托尔斯泰写完自己的作品,那么我们面前便会有一部乔伊斯数十年后所写的那样的书了”[3]。
    《昨天的故事》是列夫·托尔斯泰文学道路的起点。此前自有多方面的准备。布尔索夫曾为这种准备活动制作了一个进程表:哲学家——实干家——艺术家。[4]从托尔斯泰的传记资料看,他的概括可谓剀切明了。
    列夫·托尔斯泰幼失怙恃,性情内向,稍长则敏而好思,同时又深感孤独。大约在1845年夏季,他对哲学发生浓厚兴趣。1847年的哲学笔记中便有“哲学是生活的科学”的说法。[5]而在同年的日记中又说:孤独有益,它可以使人进入自己的内心隐秘世界,理性会摘去它那副歪曲一切的本来面目的有色眼镜。[6]这一年,列夫·托尔斯泰毅然从其就读的喀山大学退学,有意在远离尘嚣的乡间庄园静思人生的真谛。此外,他还尝试进行农事改革,却因农民的不信任而告流产。彷徨和苦闷使列夫·托尔斯泰更其深深地陷入自我。他开始写日记,醉心于自我分析,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阐释“心灵辩证法”的那篇文章首次指出的,“极其仔细地在自己内心里研究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秘密”。[7]而托尔斯泰对卢梭和斯特恩等人的兴趣,则给他对人的内心生活的思考增加了深度和表现手法上的某种借鉴。众所周知,斯特恩是欧洲文学中“内心独白深化”的重要先驱,而卢梭则是欧洲小说把心理描写提到首位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8]
    如果说哲学是列夫·托尔斯泰从事农事改革的契机,那么改革的失败则可视作他文学起步的前提。艾亨巴乌姆早在1922年的《青年托尔斯泰》一书中便注意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日记与早期叙事作品的关系,而写于1928年的《列夫·托尔斯泰,五十年代》更说两者之间的“脐带”远未剪断。[9]
    列夫-托尔斯泰就是在这诸多情形的凑集之下,写出了《昨天的故事》。
    《昨天的故事》这篇习作的开端有一段斯特恩式的插叙:“我写昨天的故事,并非因为昨天是什么了不起的,或者说是非常出色的日子……很久以来我就想讲一讲一天里心灵背后那一面的生活……惟有上帝知道,一天之中,会闪现出多少各色各样的有趣印象和由这些印象所引起的种种想法,尽管这些想法朦朦胧胧,模糊不清……(人的心灵无论从哪个方面去看,到处都是漫无边际的……)……要是把一天的内心生活写出来……会是一本罄天下所有的墨水都写不完、集所有的印刷工人都印不出来的书。”[10]稍后,列夫·托尔斯泰似乎有放弃斯特恩影响的倾向,如他在1851年的日记中说:“我发现我有一个离题插叙的坏习惯……我所喜爱的作家斯特恩具有叙述和聪明讲话的卓越才能,但连他的插笔也会令人觉得沉闷。”[11]然而对我们分析托尔斯泰的这篇习作来说,他的这段插叙式的议论非但不觉“沉闷”,反而直感到珍惜,因为它使我们想到与之相似的吴尔夫在其《现代小说》一文中所说的那段著名的话:“仔细观察一下一个普通日子里一个普通人的头脑吧。头脑接受着千千万万个印象——细小的、奇异的、倏尔而逝的、或者是用锋利的钢刀刻下来的。这些印象来自四面八方,宛若一阵阵不断坠落的无数微尘……让我们在那万千微尘纷坠心田的时候,按照落下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描出每一事每一景给意识印上的(不管表面看来多么互无关系,全不连贯的)痕迹吧。”[12]饶有意思的是:吴尔夫与托尔斯泰两人都要写普通日子里的内心生活,而且一个说“千千万万的印象”“来自四面八方”,另一个说“各色各样的印象”“无论从哪个方面去看”都“漫无边际”。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吴尔夫这篇文章写于1919年,当时她不可能读到这篇1928年第一次出现于《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的作品,料定不是从托尔斯泰那里得到的启发,更其不会想到在她宣讲“现代小说”理论之前的六十八年,有人已写出了她所倡导的那种小说的雏形。
    美国另一位学者罗伯特。汉弗莱曾说:“鉴别意识流小说最迅速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题材……意识流小说与所有其它心理分析小说的不同恰恰就在于它所涉及的是那些朦胧的、不能用理性的语言表述的意识层次。”[13]汉弗莱的‘‘题材”鉴别法是颇有见地的。所谓意识流小说,不过是二十世纪的意识流小说家们把前人刻画人物内心的意识之流及其所使用的叙述方法继承下来并将其发挥至极致罢了。《昨天的故事》恰恰是后来意识流小说的前驱之一。
    列夫·托尔斯泰的这篇分为三个部分的第一人称小说,实无外在情节可言。它的“故事”三句话便能复述:一,“我”在“她”家打牌;二,“我”在归途;三,“我”返回家中。没有情节,或者淡化情节,不消说,正是它具有意识流性质的第一个特点。此外的第二个特点,或可借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话说,一切“仿佛翻了一个个儿,里面直接露在外边”,即它通篇写的全是内心,而且是朦胧而隐秘的内心生活。什克洛夫斯基还说它所描写的是“心灵背后”的生活,而“心灵背后”的生活,正是所谓的意识流。[14]
    小说第一部分的“打牌”几乎不见外部话语的交往,一切都在“我”的自我感知和内心话语中进行。下面试举一例(画线部分为叙述者话语):
    这样打着牌,直打到十二点差一刻。打完了三局。为什么这个女人喜欢我(我真想在这儿点上一个句号)受她捉弄,把我搞得张皇失措,她就是不这么做,我在她面前也已经局促不安了;我一会儿觉得自己的手太脏,一会儿感到坐得不合适,一会儿又因为她长着小疖子的半边脸冲着我,心里感到苦恼。
    这段内心独自长达一页,上引仅为其七分之一的样子。从叙述形式看,它正是被称之为意识流小说主要表现手法之一的“直接内心独白”。汉弗莱所总结的直接内心独白大致有两个特点:一,无需叙述者以“他说”、“他想”之类的引导词作中介,甚至连解释性叙述也消失或近乎消失,人物的意识直接展示给读者;二,内心独白为第一人称,动词的各种时态皆由人物的意识支配。[15]华莱士·马丁则一语道破直接内心独白的实质:“乔伊斯和其他一些作者隐匿代词、引号和某些动词,以混淆叙述者的话语与人物的话语之间的界线。”[16]去掉引号而不改变引语的人称,它一下获得了“自由直接内心话语”的叙述特色,从而便融入“心理叙述”、“直接内心话语”和“自由间接内心话语”的语言天地,并给人一种不间断的流动感觉。譬如眼下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个例子便是一个不错的例证:
    从上文得知,叙述者“我”要写昨天的“故事”,写之前先讲讲前天发生的“事”:打牌。在议论一番打牌的妙处之后,打牌开始了。“我”坐在“她”的旁边。到底是坐在哪一边,以及在哪里打牌并怎么打,打牌者都有谁,皆未作交待,因为主人公打牌而意不在牌,“只要有那个女人在,便足够了”。于是,当牌打三局之后,主人公那隐秘的内心世界的闸门,便悄然洞开了。“她”的客观存在引起了“我”心理映象上的一系列微妙变化。“我”先以为“她”喜欢把“我”捉弄到张皇失措的地步,继而又感到“她”即使不这样做,“我”也已经局促不安了。其实,这纯粹是自我的主观感觉在作怪。而视觉(“她”脸上的小疖子)竟也对“我”的情绪产生作用,让“我”心绪不宁。然而“我”的意识活动并不受制于外部的时间,而是在其心理时间里自由自在地漫流,它忽而逆转,一下流向过去的记忆:“我”和心里所爱或不爱的女人在一起时,总有手足无措的不自在感觉;对前者,这意味着爱,对后者,则意味着不爱。接着意识从记忆这个焦点跳到另一个焦点。“她”有个喜欢当着人和丈夫(此时,我们才知道,打牌者原来还有“她”的丈夫。)柔声絮语的坏习惯。由此,“我”又突发不无妒意的联想:管“她”吻的是火炉还是桌子。意识的流量还在增加。“她”在卖弄风情;不,不是卖弄风情,而是“她”想招人喜爱,等等。“我”的隐秘而又时常变动的意识活动直到叙述者话语“我瞧了一下表,站了起来”才告一段落。
    从叙述形式看,这段内心独自用的是第一人称,动词时态为现在时(有一命令式和过去时除外),并处于主人公意识的控制之下,且无引号以示区别。意识之流仿佛毫无拘束地从人物的内心中沛然而出。叙述者接近消失,如果不仔细推敲,简直难以发现这段意识流变的起止界线。而叙者话语和人物自由直接话语融合得十分紧密,其过渡点几乎不着痕迹。[17]单就形式而言,它是现代所谓的直接内心独自,当不必怀疑;而就内容而言,它再现了内心生活中难以捉摸的意识之流,也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在这段直接内心独自中,叙述者的“介入”(即括号话语“我真想在这儿点上一个句号”),也还有踪影可寻。但这种以评论者的姿态而出现的介入,哪怕是频繁的介入,诚如汉弗莱所说,并不改变“独自直接发自于人物内心这一基本情形”[18]。更何况,在列夫·托尔斯泰,这一“介入”还另有别情。据列夫·托尔斯泰的秘书和传记作者古谢夫说,“她”是列夫·托尔斯泰表兄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夫人鲁伊莎(后成为《战争与和平》安德烈公爵夫人形象的原型之一),当时二十六岁(列夫·托尔斯泰当时二十四岁)。列夫·托尔斯泰对她的爱慕是“纯洁而富于诗意”的。他深夜从她家归来,因感写下这篇“故事”。由此还暗示出他想摆脱孤独的心境并渴望结婚的想法。小说第三部分主人公临睡前的内心话语“多迷人的玛莎——有这么个妻子多好呀!”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19]即使在叙事中,这个括号话语也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它应当是通往“我”的神秘的内心世界的门票和那段变化不定的意识之流的源头,自然也就是“打牌”的叙述焦点。
    《列夫·托尔斯泰九十卷集》编辑委员会成员格鲁津斯基在为列夫·托尔斯泰的这篇小说写的注释中将其作日记看待,并认为列夫·托尔斯泰对沃尔康斯基一家的拜访所引起的印象无疑是真实的,甚至在细节上也与日记的记载相吻合。[20]什克洛夫斯基对此则表示异议。照他看来,《昨天的故事》有比日记更为深远的东西:列夫·托尔斯泰在捕捉至今尚未被发现或被认为不存在的心理现象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21]什克洛夫斯基指的正是梅·弗里德曼所谓列夫·托尔斯泰的“主要贡献”的这篇小说的第三部分。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在前天的“打牌”中以直接内心独白的形式叙述了“我”的自由流动的意识,那么在昨天的“故事”中则直逼意识的幽深层次:“心灵背后那一面的生活”了:
    〈……我也许完全睡着了。我看见,我想追上那位小姐.突然——一座山,我双手推它,推它——它塌了;(推掉了一个枕头)于是回到家里吃午饭。饭没有做好;为什么?华西里在耍威风(房东太太在隔壁问,是什么声音,年轻的女佣人回答她,我听见了这一切,所以就梦见了)。华西里来了,大家刚要问他,为什么饭没有做好?只见——华西里穿着无袖制服,肩上挎着绶带;我害怕了,跪下来哭着吻他的手;我那时的心情就像是吻她的手那样愉快,——甚至还要愉快。华西里没有理睬我,只问:“上子弹了.吗?”糖果点心商土拉人狄德里赫斯说:“准备好了!”——好吧,开枪!——一声枪响。(百叶窗砰地撞了一下)——于是跳起波洛兹舞来,我和华西里在跳,华西里已经不是华西里,而是她。太突然了,啊,真可怕!……这不可能是大白天里的事;对了,我在睡觉。我醒了。似乎在睡——又似乎在想,然后清醒了,开始想象起连贯的画面,后来想象睡着了,剩下一些模糊不清的表象;而后连身体也睡着了〉。
    关于梦的学说和描写,恐怕人类及其文学自有史以来,便未曾停止过关注。而对梦的本质的看法却众说纷纭:说现实反映者有之,说预见未来者有之,说祛病灵感者有之,或说觉醒状态者也有之。而对意识流小说发生巨大影响者,莫过于“弗洛伊德之梦”——无意识活动。弗洛伊德释梦,其中自然不乏近于荒诞之论,但他把“梦”引进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并试图将其当作通往隐藏在“冰山’水面之下部分的那个庞大而昏暗的无意识世界的大门,其意义确实不可小视,不仅当时着实风光了一阵,而且至今余响不绝。于是,在此之后二十八年才得以问世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贡献”,不免被弗洛伊德的“光辉”所遮掩了。
    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个“梦”,是大有讲究的。从字面上乍然看来,似乎并无奇特之处。但他在此梦之后的斯特恩式的离题插笔中却道破了梦的奥秘。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人的意识,即所谓的心灵,可以分为三部分:头脑、感觉和身体。意识的这三个部分,理智最为高级,其余则等而次之。它们依次逐渐入睡。当人们受到强烈印象的作用后,便会立即进入梦的意识,即失去意识的“心灵背后”的状态,这正是后来弗洛伊德所谓的“无意识”。上引《昨天的故事》之梦的发生过程即可作如是说。
    入睡之前,主人公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浮想联翩:“我”先祈求梦神摩耳甫斯把自己拥进他的怀抱;继而又想到一位小姐因有人对她说,当他到她那儿时,她正在摩耳甫斯双臂的拥抱中大为生气。这位小姐以为摩耳甫斯是个人,就像叫安德烈或马拉费斯之类名字的人一样。此后,“我”的意识开始逐渐模糊起来,梦神拥抱的双臂似乎变成小姐那美丽的玉臂。“我”又想到骑马带狗打猎,想到“迷人的玛莎”。这时,意识的模糊加深,内心话语也不合逻辑了:“摩耳甫斯打猎准会是把好手,不过得光着身子骑马,否则就会找到一个妻子的。”意识中再次出现那位小姐。同时又想,挺着身子躺着也没有用;可是在“双臂的拥抱中”多么美好呀。“我”临入梦之前的这段想象跳跃性很强,各种表象看似杂乱无章,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却是“随意的”,即受目的和任务的支配。它们显然服从于这样一个意识中心:入梦。梦神的拥抱无疑是一个象征或暗示。它几次出现并与代表意识最高层次的头脑抗争。想象中出现的另一个人物圣托马斯(按:指列夫·托尔斯泰童年的家庭教师)不许人伸直身子躺着入睡,而意识较低层次的身体却不听命于他。但最终挺直身子也无济于事,因为“拥抱的双臂”在招手,于是,“我”的“头脑”先入睡了。
    弗洛伊德说:“当我们沉睡时,‘不随意的观念’浮现出来。……它们就变成视觉和听觉的形象。”[22]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身体未入睡之前,不随意的是感觉,同样具有“视觉”和“听觉”的作用。“我”看见那位小姐,这一首先浮现出来的表象,是由醒时的最后印象作为材料构建而成的,但并非复制,而是它的一种重构,与醒时的印象并无相似之处。突然一山挡路,双手把它推倒:尚未入睡的感觉知道是掉了一个枕头。房东太太和女仆在隔壁谈话,声音传来,感觉把它听成仆人华西里在耍威风。百叶窗砰地一响,感觉因而制造出瞬间的上子弹和打枪等视觉、听觉形象。华西里变作挎着绶带的上等人,转眼间忽然又变作“她”。于是,一场梦就这样由最初和最后的印象在“不随意”间形成了。感觉和身体在梦境中的种种表现,恰恰是后来梅·弗里德曼所说的意识流的“感官印象的写作手法”。所谓“感官印象”,它仅仅“和一小部分意识有关”,而且是“距离注意力中心最远的一部分”。[23]
    《昨天的故事》还可一提的,是其中的一场“无声的谈话”:
    她:“我知道您为什么把刚才已经说过的话又重复一遍:您单独一人就感到不自在,而且您也瞧见我不自在,——为了显得我们有事儿干,您才说起话来的。很感谢您这种关怀,不过,是不是也可以说句稍微聪明些的话。”我:“这是真的。您说得很对,可是我不知道,您干吗要不自在;难道您认为,如果您单独一个人,我就会对您说一些使您不愉快的胡言乱语?为了向您证明我甘愿为您牺牲自己的快乐,甚至不顾我如何对我们目前的谈话感到不愉快,我还是要出声地说。要不还是由您开头。”她:“好,说吧!”
    上述文字摘自小说的第一部分。叙事中的第三个人物丈夫出去了,“我”和“她”单独留在一起。从“我”的意识活动中,我们可以知道,这场“无声的谈话”之前,似曾有过另一场出声的“亲切而可爱的谈话”,但其内容如何,在一切几乎都通过“我”的意识“屏幕”而显示的小说中,并未交待。不过,主人公的那句内心独白:“我就喜欢这种没法说清,只有不易察觉的微笑和眼神才能表达的隐秘的相互关系”,却为我们提供了打开这把暗锁的钥匙。原来,这是在“我”的想象中发生的“秘密对话”,但它并非主观的一厢情愿,而是包含了“我”和“她”的一种“隐秘的相互关系”,颇具心有灵犀的味道。“她”显然是在用“心”和“我”交谈。这场“谈话”由“她”起头,似乎便是一个证明。细品对话的内容,不难发现,每一句话都有其随意性和目的性。而后来,当他们“无声地”决定出声交谈后,尝试并未成功。往往每个人刚刚说完一句话,一下便“哑场”了,甚至最有趣的话题也不能提起他们的兴致,因为先前那场深藏心底的“谈话”还在继续。
    艾亨巴乌姆在其著作中曾提及这场“无声的谈话”,却仅仅认为它阐释的是小说中男主人公送客时所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再见?”这句话的意义。在他看来,其意义便是“我”离开“她”家临上雪撬前的那段话:“客人会出于自尊心不由自主地作这样的翻译:‘什么时候’的意思是:请尽早来;‘我们’的意思是:我和我妻子;她也很乐意见到您;‘再’的意思是: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夜晚,而和您在一起是不会厌烦的;‘见’的意思是:请再光临;于是客人就留下了一个快乐的印象。”[24]情况也许如此,但未免失之于简单。它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一些。
    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娜·萨洛特笔下有一个与意识流相似的术语“潜对话”,其特征是着重表现人与人之间不见于出声对话的一种隐秘的关系,一种微妙的相互作用、相互感应、相互交流的关系。它是现代心理描写的又一发展。[25]这位法国女作家因意识流小说不曾使用这一新手法而对其颇有微词。如果她看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无声谈话”具有“潜对话”的意趣,保不住会改变自己的态度的。
    在苏联学术界,最早指出《昨天的故事》是意识流小说的,恐怕便是什克洛夫斯基。他于1961年明确写道:“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伊始就对现代西方文学中所谓的‘意识流’进行了分析。”[26]他对《昨天的故事》的研究,文字虽少,却颇可启人心智。艾亨巴乌姆和布尔索夫对《昨天的故事》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但未将其与意识流相联系。不过他们却对《昨天的故事》所受卢梭和斯特恩的影响作了有益的钩稽,[27]其中尤以布尔索夫的观点值得注意。他说:“列夫·托尔斯泰尽管尚未摆脱斯特恩手法(与结构或主导思想的统一毫不相关的印象的事件的交替)的影响,但他在这篇小说中描写的却是一个列夫·托尔斯泰的主人公。……他在寻找思想,希望弄清楚驱使人们行为的动机,力求搞懂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28]
    对于布尔索夫的这段评论,我们将摈弃其后半部分,而取其前半部分,并且要稍加变动。从我们文中分析的情况看,他的后边的结论似有溢美之嫌。列夫·托尔斯泰的用意,其实前一部分在于自省式隐秘意识活动的呈现,它的内驱力是一种朦胧而略带神秘的情爱,而后一部分的梦揭示的则是深邃的无意识领域,无意识印象或许可以影响和作用于意识印象,但年轻的列夫·托尔斯泰似乎尚未明确认识到这一点。斯特恩之于列夫·托尔斯泰,其影响自当毋庸置疑。就在写作这篇小说之前,列夫·托尔斯泰刚刚翻译过斯特恩的《感伤旅行》,而《感伤旅行》有学者说它可视作“《项狄传》的异文”[29];这位同样“预示了意识流的出现”的英国作家,其《项狄传》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几乎全靠联想进行。一个思绪激发另一个思绪,而后者又在一个方向上引起离题;接着,大不相同的另一联想又引出与第一次出现离题意外地并行不悖的情况”[30]斯特恩叙事的这些特点在《昨天的故事》中是不难发现的。列夫·托尔斯泰“未摆脱斯特恩手法……的影响”,反倒使他为意识流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拈示其“心灵辩证法”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前提。
    至于卢梭的影响,对于《昨天的故事》同样显得重要。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曾说:“我在许多方面要感激卢梭,我喜欢他,不过我们两人有很大不同。”[31]这里的“不同”,暂且不论。就列夫·托尔斯泰早期而言,他要“感激”的东西的确很多。卢梭那惊世骇俗的袒露自己的勇气和灵魂与灵魂对话的震撼力量,无疑给列夫·托尔斯泰以强烈的感染。而卢梭以自己的作品“参与了柏格森论及的‘多元意识’的多面体的实践”,以及“从聚精会神到毫无意识的一种趋势”这一方面对意识流所作的探索,[32]其影响的印迹,我们从列夫·托尔斯泰的这篇小说中是不难发现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昨天的故事》不仅仅描写了意识流现象,而且使用了最能贴切不过地反映这种现象的“新颖”艺术手法。两者如硬币之两面不可分割,正像罗伯特·汉弗莱所说的,意识流是“技巧之鸟”和“流派之兽”的“畸形结合”[33],这已然十分接近梅·弗里德曼所谓作为“小说的一种形式”的意识流了。
    令人扼腕的是,列夫·托尔斯泰没有写完自己的作品,不然我们们的确可以读到乔伊斯“那样的一部书”,或者从其使用“普鲁斯特式的联想”以及“与普鲁斯特开始的几页一致”[34]的迹象看,读到一部《追忆似水年华》。
    是的,列夫·托尔斯泰没有完成它。他的注意力和创造才华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这也许是意识流小说的不幸,却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幸。否则,列夫·托尔斯泰就不成其为列夫·托尔斯泰了。然而这位不愿修完大学课程、全靠自学成才的年轻人,毕竟成了最先尝试意识流蟹味的人,而且从理论上触及到经半个世纪后才被弗洛伊德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的无意识领域。他为其以后的意识流乃至整个心理描写,留下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所以,我们特为列夫·托尔斯泰的这篇“试笔”设专文讨论,并将其视作列夫·托尔斯泰描写内心世界的入口。

 

参考文献:
    

    [1] 参阅《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第1卷序言。
    [2] 参阅梅·弗里德曼:《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第67-6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3] 参阅什克洛夫斯基:《艺术散文——沉思与辨析》第450页,莫斯科,1961年。
    [4] 参阅布尔索夫:《列夫·托尔斯泰——思想探索和创作方法,1847—1862》第17页,莫斯科,1960年。
    [5] 参阅《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第1卷第229页。
    [6] 同上书,第46卷第3页。
    [7] 倪蕊琴编选:《俄国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第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8] 参阅布尔索夫:《列夫·托尔斯泰与俄国长篇小说》第147页,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年。
    [9] 参阅艾亨巴乌姆:《列夫·托尔斯泰,五十年代》第35页,列宁格勒,1928年。
    [10] 文中所摘托尔斯泰叙事作品中的引文,均采用国内出版的译本,但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作过校改。
    [11] 《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第46卷第82页。
    [12] 吴尔夫:《现代小说》,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第509—5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13] 罗伯特·汉弗莱:《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第2-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14] 什克洛夫斯基:《艺术散文——沉思与辨析》第448页,莫斯科,1961年。
    [15] 罗伯特·汉弗莱:《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第30—35,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16]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第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7]华莱士·马丁在其八十年代中期的那部著作中说,目前理论界尚未确认出使这两种话语的特殊过渡成为可能的语法形式,并说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为此提供了某些线索。(见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第1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另据美国学者的说法,出版于1929年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真正作者是巴赫金。(参阅凯特琳娜·克拉克:《米哈伊尔.巴赫金》第180一20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其实,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见该书第310页,三联书店,1988年)中也提供了一些线索。
    [18]参阅罗伯特·汉弗莱:《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第34—31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
    [19]参阅古谢夫:《列夫·托尔斯泰传记资料,1828一1855)第285~287页,莫斯科,1954年。他认为,玛莎指的是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娅,小名为玛莎。托尔斯泰心目中的妻子应当像她那样美好。
    [20]参阅《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第l卷第342页。
    [21] 参阅什克洛夫斯基:《艺术散散文——沉思与辨析》第451页,莫斯科,1961年。
    [22] 弗洛伊德:《释梦》,载《弗洛伊德与西方文学》第116—11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
    [23] 梅·弗里德曼:《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第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24] 艾亨巴乌姆:《列夫·托尔斯泰,五十年代》第41页,列宁格勒,1928年。
    [25] 参阅柳鸣九:《代前言——关于意识流问题的思考》,柳鸣九主编《意识流》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6] 什克洛夫斯基:《艺术散文——沉思与辨析》第447页,莫斯科,1961年。
    [27] 参阅布尔索夫:《列夫·托尔斯泰——思想探索和创作方法,1847—1862》第74页,莫斯科,1960年;《列夫·托尔斯泰与俄国长篇小说》第3页,莫斯科—列宁格勒,1963年。
    [28] 布尔索夫:《列夫·托尔斯泰——思想探索和创作方法,1847—1862》第74—75页,莫斯科,1960年。
    [29] 参阅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第230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
    [30] 参阅梅·弗里德曼:《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第25-2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31] 《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第55卷第145页。
    [32] 参阅梅·弗里德曼:《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第5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33] 参阅罗伯特·汉弗莱:《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第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34] 参阅梅·弗里德曼:《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第67—6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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