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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文学中的“长安乡恋”——以井上靖的长安书写为例(6)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郭雪妮 参加讨论

    这一创作意图在小说《僧行贺的泪》中同样清晰可见。行贺对于僧人仙云到长安始终纠结于心的问题是:“你到底来长安干什么?”[7]498而这恰恰是井上靖对所有遣唐僧人的发问。对这一发问需要引起足够注意的是:1.在选赴唐朝的日本使节中不仅有官员、僧侣和文书,还有医师、乐师、画师及各行业的工匠,但井上靖关注的似乎只有遣唐僧人群体。2.对遣唐僧这一群体,井上靖思考的重心已经从“到长安”转向了“从长安获取什么”,即遣唐僧人的最终使命,而长安的终极价值仅在于其对日本文化的意义。僧人仙云对这一问题如此回答:“给晁卿(阿倍仲麻吕)上坟来了。”[7]498行贺听了这句话后的反应,井上靖这样写道:“而在行贺看来,仙云和他正要去上坟的仲麻吕一样,也是一个正在丧失故国之心的人”[7]498。显然,这位中国称颂的友好楷模、日本赞赏的成功人士——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在井上靖眼里不过是一个“丧失了故国之心”的归化人,而对于同样归化于长安的贵族清河,他也是否定的:“特别是对清河忘掉遣唐大使的职责,为唐朝效力这件事,他和仙云一样打心眼儿里反对”[7]496。
    井上靖通过对清河、仲麻吕等唐朝归化人的否定,提醒日本社会反省遣唐使时代的长安记忆有夸大评价的可能,日本人对过去累积的文献典籍中的长安印象的依赖,加速了战后这一幻象的形成。“清河做官也好,仲麻吕留唐朝不归也罢,行贺都未必不能理解。但对牺牲人命派遣遣唐使团,不能不有所怀疑。在行贺看来,这次他们两个人给唐朝做官,似乎是对日本当政者的无声抗议。”[7]496在井上靖看来,作为遣唐使最重要的使命是将唐朝文化尽力传播到日本,为日本的文化、宗教更新服务,否则再怎么用功有名也是无用的。井上靖所赞赏的遣唐使就是荣睿、普照这些为了日本文化舍生忘死奉献自我的人。他们到长安的目的就在于像蜜蜂采蜜一样取日本之所需:“我看这个国家,现在已发展到了顶峰……我们目前必须尽力得到一些可以得到的东西,有多少外国留学生,像蜂儿采蜜一样,在这个国家的两大都城采蜜,我们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1]12。
    另外,如果从井上靖的创作道路来看,他从战前的现代小说转入战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创作绝非偶然。1945年以后的日本学术界正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对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来说,日本的或者传统的东西都是应该予以重新审视的对象,而对中国以及遣唐使时代中日关系的重新思考,对战后日本文化的更新与创造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井上靖对长安的思考,必然是以日本人所属文化的普遍性和中心论为前提,来检验中国影响的有效性。
    通过长安这一视角观察井上靖的创作就会发现,他对古典中国、现代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抱有清醒的认识。他与沟口雄三指出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的日本研究者不同,他具有将中国文化视为“外国”和“他者”的意识;他也与“不顾实际中国的日本中国学者”不同,他对现实中国并不盲目热情,更未将“古典中国视为一个悬置的孤立的文本”⑥来顶礼膜拜。因此与中国学界认为《天平之甍》的重点是写鉴真东渡不同,井上靖更关注的是奔赴长安的日本僧人。他高度赞赏的是荣睿、普照这些为了日本奋斗不息的留学僧,展现他们探求真知的韧性和冷静孤傲的日本精神。
    概而言之,战后日本文学中涌现了大量涉及长安的文本,其中不乏以“我日本文化的乡愁”、“永远的都”之类的词来形容长安者。但在井上靖看来,长安不过是日本文化与宗教在某一特定时期“采蜜的场所”,是展现日本精神的舞台,这一态度最终导致其作品中的长安,更多时候只是一个空洞的历史符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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