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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续日本纪》天平五年闰三月条记载：“癸巳，遣唐大使多治比真人广成辞见，授节刀。夏四月己亥，遣唐四船自难波津进发”。[4]114与之对应的中国记载，见《册府元龟》卷9《外臣部》朝贡第四：“开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多治比广成)与傔从五百九十人，舟行遇风，飘至苏州，刺史钱惟正以闻诏通事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焉”。 小说《天平之甍》中关于本次遣唐使的选定、出发时间、登陆地点以及登场人物等与史料几乎完全吻合。“四月初二日晨，广成一行自奈良城启行，向忆良歌中所说的难波津出发。”[1]6“从筑紫大津浦出发，整整在海上漂了三个多月，其他三条，也在八月中先后漂到苏州海岸。”[1]14另据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附录鉴真年表记：“唐开元21年日本天平5年(公元733年)四月第九次遣唐使出发。荣睿、普照随行。八月到苏州。”[5]121小说中登场的荣睿、普照等人物也多是有据可考的。据《延历僧录》所收《高僧沙门释荣睿传》记荣睿：“至洛阳，奏敕、大福先寺大德定宾兼十德受戒毕”。②《高僧沙门释普照传》记普照：“唐开元二十一年至洛阳，奏敕受戒，敕福先寺定宾律师，为照等受戒”。只是文献中这些仅有寥寥几笔的人物，到井上靖笔下变得格外丰满立体而已。 在中日学界不乏对《天平之甍》做近距离剖析者，一心要把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区分开来。井上靖在《〈天平之甍〉的登场人物》一文中，对这部作品中人物的写实性与虚构性做了清晰的解释。但《天平之甍》终究是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依据史实，完全凭作家本人的取舍与喜好。笔者之所以执著于此，惟欲深入讨论：《天平之甍》中所记第九次遣唐使于长安之先到达洛阳，究竟是历史真实还是小说虚构？ 推查与《天平之甍》有关的参考文献，首推《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也是目前所见的关于鉴真东渡的最原始材料。但《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并未记载本次遣唐使直接去洛阳：“日本[国]天平五年，岁次癸酉，沙门荣叡、普照等随遣唐大使丹墀真人广成，至唐国留学。是岁，唐开元二十一年也”[5]38。探讨这一问题的史料，还可见日本石山寺藏《遗教经》跋语题记：“唐清信弟子陈延昌，庄严此大乘经典，附日本使、国子监大学朋古满于彼流传。开元廿二年二月八日从京发记”。经学者考证，此文中“从京发记”之“京”当指长安，因为唐人习惯称呼“西京长安”、“东都洛阳”，故单用“京”字，一般指长安③。更重要的是，遣唐使8月抵达苏州的时候，玄宗尚在长安，谁也无法预料秋后大水造成歉收，以至于玄宗不得不在新年伊始改驾洛阳。所以，“在八月份唐朝廷给遣唐使下达的通行证只能是到长安朝贡，而绝不会是到洛阳。故本次遣唐使到洛阳说没有成立的余地”[6]70。 另外，据2004年在西安市出土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促使这一问题更接近历史真相。作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惟一一件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井真成墓志自被发现以来就引起了中日学界的高度关注。近几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普遍同意井真成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公元733年日本遣唐使团中的请益生。也就是说，井真成是随同多治比广成为首的遣唐使前来长安的，和荣睿、普照等人属于同一批遣唐使。 如果这些是事实的话，那当时的场景或许可以还原如下：荣睿、普照等人于8月抵达苏州后，按诏令进入京师长安。然而，这年关中地区久雨致灾，《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是年记载：“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给之。二十二年春正月癸亥朔，制古圣帝明皇、岳渎海镇用牲牢，余并以酒酣充奠。己巳，幸东都”。因此玄宗皇帝一直没有机会召见日本使者，致使他们一直滞留在长安。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井真成突然病逝，玄宗皇帝在离开长安以减轻当地饥荒的紧急时刻，还特别下诏追赠他为尚衣奉御，并让官府妥善安排他的后事。据《井真成墓志》记载：“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东)原，礼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