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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文学中的“长安乡恋”——以井上靖的长安书写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郭雪妮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 日本汉学家对唐都长安的关注与研究,复苏了战后日本关于遣唐使时代的上位记忆。历史小说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更加深化了长安作为日本人精神故乡的可能。井上靖

    【内容提要】日本汉学家对唐都长安的关注与研究,复苏了战后日本关于遣唐使时代的上位记忆。历史小说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更加深化了长安作为日本人精神故乡的可能。井上靖作为战后日本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开拓者,一方面在多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涉及长安,另一方面又对长安空间的描述极为模糊与冷淡,小说《天平之甍》更有对长安的“绕道而行”之嫌。借井上靖创作依据原典文献还原逆推,不难发现他对西域题材的偏爱以及对战后日本文学指向的理解,必然无暇使长安清晰化。
    【关 键 词】井上靖/日本文学/涉外文学/唐都长安/《天平之甍》
    【作者简介】郭雪妮,女,陕西西安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中央大学文学研究科特别研究员
     
    井上靖曾为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作后记称:“我的《天平之甍》、《杨贵妃传》以及其他以唐代长安为背景的小说,曾多次蒙受《长安之春》的恩惠。对我而言,这本书是辞典、参考书,是在书写长安的场合不可或缺的座右之书”。①如果井上靖的这番热烈表述是事实,那么他的历史小说中长安形象的模糊、空洞难免令人疑窦丛生:1.《天平之甍》中对长安的“绕道而行”难道纯属史料之误?与井上靖憧憬的“神秘的、未知的、谜一般的”西域相对,板着面孔、高高在上的长安是最高权力的象征,“长安—西域”的对峙是否影响了井上靖对长安的书写兴趣?2.作为历史小说创作基本素材的研究文献应如何化入小说?从历史长安到文学长安,其间是否存在着技术转换上的困难?围绕上述问题,以日本汉学界的长安研究为材料,或许可以阐释井上靖文学中长安书写的诸多矛盾性构造。
    一、西京、东都纯属史料之误?
    井上靖的长篇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在中日文坛上获誉极高,小说开篇以公元733年日本遣唐使团赴唐为背景,僧人们在风浪里生死未卜,支持他们的便是对遥远唐都的热烈期待:“只要不翻船,总到得了唐土。那时,就可以见见久闻大名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在那里走走看看,一定有许多感想”[1]11。遣唐使们对唐都长安的想象显然更多来自前辈们的经验描述:“以前的遣唐使都是乘官船一直去长安,到首都长乐驿,受内使的欢迎出席第一次宴会。以后骑马入长安,等不及在迎宾的四方馆里去恢复疲劳,即上宣化殿朝拜……这种在长安京豪华的礼节,广成等已经耳闻多次。”[1]14
    然而,井上靖似乎并不理解僧人们对长安的迫不及待,而是安排他们登岸苏州后辗转至洛阳:“大使广成等到达洛阳,已是次年天平六年,即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的四月。从到达苏州后八个月,他们不去长安,只在东都洛阳”[1]14。由热烈期盼到希望骤然落空,四僧的失落便可想而知了:“他们因唐廷留在洛阳,不免大为失望。……在洛阳虽也有同样的接待,但日本使节们总是愿意现身长安舞台上,饱享大唐初夏的阳光”[1]14。这段情节对长安的“绕道而行”是否尊重史实?井上靖在《我的文学轨迹》一书中说:“如果说之前写《漆胡樽》那类的小说,不依据正史也可以,但《天平之甍》就完全不行。”[2]146据井上靖随笔《〈唐大和上东征传〉的文章》所述,他对《唐大和上东征传》的书名、著者以及传本之间的差异相当了解,所以才会特别指出其所依版本为“宝历十二年东大寺戒坛院刊本”[3]10。另外,安藤更生博士的研究成果也为《天平之甍》的创作提供了大量史料。笔者通过对这批历史文献的还原逆推,并结合域外典籍、出土墓志相互印证,试图揭示井上靖对长安“疏忽”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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