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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野建一教授指出，荣睿、普照等遣唐使们大概是在参加毕井真成的葬仪之后，于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八日匆匆赶往洛阳，这与墓志所记载葬礼之日“二月四日”基本相符。他们直到4月才在洛阳朝见玄宗，《册府元龟》有相关进贡的记录：“四月日本国遣使来朝，献美浓絁二百匹水织絁二百匹”[4]6”。 如此一来，事实就很明朗了。也就是说，公元733年遣唐使团登岸苏州后，直接奔赴长安，而并非如井上靖《天平之甍》所记直达洛阳。我们不由得追问，如此注重史实的井上靖，何以会犯这种“小错误”？抑或这根本就是作者有意为之？通过井上靖的《天平之甍》以及其他以长安为题材的小说、散文、诗歌、纪行，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在《天平之甍》第2章，场景转至长安。按说遣唐使们经历海上风浪，到达苏州又辗转于洛阳，如此3年光阴已逝，如今终于到达梦想之都长安，无论如何也想要将眼前长安之街道、建筑、市井、风俗俱陈笔端，然而井上靖给长安的笔墨仅此而已：“开元二十四年，天平八年，长安是大唐京师，释教中心，国内外高德硕学，云集于此”[1]34。之后，荣睿、普照旅居长安数年，读者所获得的长安印象，仅是几个汉字符号构成的寺庙名——大安国寺、荷恩寺、崇福寺，至于寺庙建筑风格、内部构造、所在街道坊名并无交代，而关于长安都市的生活细节、民俗风情及市井俚俗就更是未曾着一墨了。 井上靖对长安类似的模糊处理在以遣唐使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僧人行贺的辛酸泪》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中仲麻吕按照玄宗的命令，带领遣唐使同胞们游览长安，所见之景是三教殿以及“占满东西两街的僧房”，至于这“东西两街”景况如何并未描述。在胜宝五年的正月里，“他们应邀出席唐朝的新年贺宴，甚至跟新罗使节争座次”，关于新年贺宴的描写同样是空白。整部小说中，如果算是对长安的近距离描述，恐怕也就“那时渐渐强烈的夏日的阳光已经照射在城里九街十二坊的榆树上”[7]495这一浅笔。 井上靖自1950年代起发表的一系列“西域小说”中，或隐或显都有长安的影子。《漆胡樽》中那个历经千年漂至日本的神秘的西域器物，是被在长安娶妻生子的遣唐使当做替身送去日本的。归化的遣唐僧人在长安感到无法排遣的寂寞，所以才会执著地一次次将漆胡樽送走。《楼兰》中作为楼兰人质的尉屠耆曾长期留居长安，对长安抱有的感情只有恐惧。《明妃曲》中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一改《汉宫秋》中的受害者形象，主动请求离开长安远嫁匈奴。《异域之人》中的班超，认为惟有西域才是胸怀大志的青年神往之地，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离京远去。可见，在井上靖笔下，与“神秘的、未知的、谜一般的”西域相对峙，长安是凝固的、古板的、已知的权威的象征。去西域的人本都是被权力中心抛弃之人——失意的文人、败北的将军、失宠的妃子，甚至“连士兵也多是罪人、无赖或者不良之徒”8]286，但在井上靖笔下，这些奔赴西域的历史人物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他们离开长安是对自我命运的把握，是对未知生活的渴望。因此，井上靖对长安的“冷”，与对西域的“热”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而已：“我在学生时代，曾经有一个时期被匈奴迷住了。……匈奴这个民族的庐山真面目本来就很不清楚，倘若是了解得很清楚了，已经被人研究透彻了，那我对它也就不会有什么兴趣了。正因为它还有不清楚的地方，而且我又不想去把它弄清楚，恰恰相反，而是希望让那些尚不清楚的地方永远搞不清楚”[9]461。 与对西域的膜拜与热情不同，井上靖对长安的态度是相当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作为当时东亚文化中心的长安，是一种高不可测的存在，这从遣唐使们带回日本国内的众多书籍、器物、经卷，一起构成了这种意象。“那是他所难以想象的未知的庞大的知识库。行贺记得很清楚，虽然有这些闪闪发光、令人不敢正视的宝书，可它却被人们无声无息地堆放在兴福寺回廊的地板上。”[7]435另一方面，现实西安无疑又是令人失望的，井上靖在随笔《西安之旅》和《桑原隲藏先生和我》中，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在1975年5月与水上勉、司马辽太郎等作家访问西安途中，他曾写过一首散文诗《长安纪行》：“那大唐之都已消逝，仅余城外山河。黄昏，二十世纪的西安街道，静静地徜徉在繁华中。脚步踌躇。踌躇之外，怕是没有更好的行走方式了吧”[10]16。在这段诗意性的表述中，难掩对昔日长安逝去的缅怀之情，而这种情绪带来的书写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影响了他对长安的热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