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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缺少一个什么样的审美?——兼论中西美学对话的基础和前景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王建疆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王建疆(1959— ),黑龙江密山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博士点负责人,艺术学理论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上海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所负责人,中华美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美学理论和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著有《修养 境界 审美》、《澹然无极》、《自然的空灵》、《反弹琵琶》、《自调节审美学》、《审美学教程》等著作,在境内外发表中英文文章140余篇。近年来王建疆教授首次提出别现代理论,该理论引起欧美学者的热烈讨论,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于2017年初专门成立了“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对其进行研究。
     
    内审美理论自提出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评价。朱立元老师在为拙著《修养 境界 审美》所作《序》中认为,内审美是“立足于美学史的一个创造。”[1]王元骧先生在他为《中国美学年鉴》所撰《我看20世纪中国美学——兼论我国美学的理论建设和发展方向》一文中指出:“近年来有学者把中国传统美学概括为‘修养美学’,提出‘内审美’(王建疆:《修养境界 审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我觉得是有见地的。这样,就不像西方内省性美学那样从理念、上帝、彼岸世界去探寻美的本质,而把美的根源落实到人的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之中,使得超验的内容与经验达到有机的统一。”闫国忠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谈到他近来对于西方超验审美的研究情况,并对我的内审美研究产生“颇有触动”的共感,认为,超验审美和内审美问题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以上这些都构成了中西美学在新的高度上展开对话的前提,也就成了我们之间进行讨论的动因。通过对这一新的话题的讨论,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于中西审美本质和当代中国美学发展前景的认识[2]。
    关于美和审美,西方美学史上自从德谟克利特将美感(“高尚的快乐”)和生理性快感(“类的快感”)区别对待以来,美学家们都一劳永逸地陶醉在这一天才的区别中,认为只要是超越了动物快感的审美,就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从而把美和审美的功能加以纯粹化和神圣化,而没有看到,或根本就不想看到,即就是超越了动物快感的美感和美,是否就脱离了人的生理感官?是否还有不依赖于外在生理感官的审美?美和审美作为价值和价值判断,是否还会在由不同的时空所构成的不同的关系网中生成为不同的价值?美和审美是否会因为自身的依附性(康德称为“依存的美”)而产生贬值,甚至变异?这种满足于把审美感和生理快感划分的做法,在其合理性的背后却完全是二元对立思维的绝对化之举,是对美和审美的一种理想化预设,而与审美的实际相悖。看似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突出了真善美,在动物快感与人的美感的对立中凸显了美和美感,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本身却把美和审美孤立了起来,封闭了起来,凝固了起来,似乎只要被认为是美的和审美的,就都毫无疑问地具有正向的而且是超越时空的普遍的价值,甚至还具有了拯救人类的无边法力,于是,审美的神话就这样被制造了出来。自从马克斯.韦伯提出审美拯救,中经阿多诺等人的大力提倡以来,当代中西美学界不假思索地将之奉为圭臬,似乎在“上帝死了”之后,拯救人类的就只剩下审美了。但只要我们睁眼看看当前审美和艺术的日趋商业化、伪饰化和功利化现状,就不会再为这种审美拯救的乌托邦许诺所迷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觉得还是首先应该从对审美形态的理解入手。
    一、内审美的存在历史
    内审美作为一种与感官型审美(即离不开耳目视听等官能的普通审美,而非什么生理快感和动物性快感)相对的审美形态,滥觞于人类审美思想发端期。老子、孔子、柏拉图等人的思想中都有超越感官型审美而直达内在精神境界审美的表述。老子公开宣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就是对感官型审美的否定,至今犹在耳畔,发人深思,令人警醒。但老子也并非完全否定审美。如他在第八十章中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因此,老子的意思是要在道的高度上来看感官型的美和审美。在无道的情况下,感官型审美是有害的,所以,老子说“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要以老百姓的生计为主,而不以感官型审美为追求。而在一个“小国寡民”“邻国想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接近道治理想的社会里,感官型审美已成为无为而治、安居乐业的一部分,因而得到了肯定[3]。但老子的最高审美境界并非以上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感官型审美,而是来自于修道过程中的“致虚守静”、“涤除玄览(鉴)”等内心体验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的内审美境界。这种境界被《庄子》表述为“心斋”、“坐忘”,具有所谓“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人间世》)的内审美效应。就先秦儒家而言,也有着相同的情况。孔子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和“尽善尽美”,表现出对感官型审美的充分肯定。但最能代表孔子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的还是孔子盛赞他的弟子颜回时所说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里的“不改其乐”备受儒家推崇。宋明理学中被《宋史》誉为“道学之首”的周敦颐开始教导二程子时就是以此作为功课来让学生研读、体会的,是一种精神境界型的内审美,是一种内乐。柏拉图把美的和美本身加以区别,美的是现实中可以用感官把握的具体对象,而美则是这种具体对象之后的理念,这种理念具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特点,是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本体。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审美是人在神灵凭附并回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理念世界之时才产生的。在我看来,这种灵魂化了的审美也是一种典型的内审美。
    从以上分析可见,内审美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且具有普遍性的审美形态。对内审美的揭示,显然有助于我们对审美现象进行更为细致,因而更为深入的探讨,并从中总结出一些我们以前未曾发现的审美规律,对审美的性质、特点和功能进行新的考察,这将不仅有利于美学本身的建构和发展,而且也有望为美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路径。
    尽管内审美具有源远流长性和普遍性,但中西方之间仍有区别。区别主要在于超验和非超验上。从柏拉图开始,中经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美学思想,再到现代存在主义的“天地神人共舞”,其内审美主要是超验的,即不以人的现实的经验感觉为转移,而以抽象理念和信仰反省为核心。相反,中国古代的内审美则兼具超验和非超验即经验两类。老庄的功夫境界中的审美,相对于无此经验的人来说可能是超验的,但就有此类修养的人来说却是充分经验化了的,因此,仍属于实践经验范畴。而柏拉图和基督教神学美学的内审美则主要表现为超越现实和现世的对于信仰的内省,具有更多的形而上抽象思辨的色彩。西方古代审美中的内省不同于中国古代审美中的体验和感悟,从而形成了西方内审美与中国内审美的主要区别所在。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不同于西方古代的审美文化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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