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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话语的不可通约性的消泯 20世纪的西方是一个真正“旋转的世界”。在文化转型的世纪性氛围中，各种新奇独特的理论频繁创立，各种文学理论范式迅速更迭，各种文学批评话语多样纷呈，争奇斗艳；各种文艺思潮涛推浪涌，高潮迭起。特别是6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批评愈益加快了转换的步伐，进入了一个话语急剧膨胀的时代。在后现代文化断裂的时代氛围中，各种理论话语如旋转的迷彩灯，使人目眩神迷。而各种理论之间又相互对立，相互拒斥，各种范式固持一端，互不通约，传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大厦几被拆为零落的断片。如何在各种对立的文学范式与话语中寻找沟通与交流的契机，在被拆散的零落的“断片”上进行诚实的对话与建设，这是历史摆在当代美学面前的严峻课题。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文学理论与批评已不可能固着于一种批评范式，而必须面对多话语共生的转型期的基本现实。在西方哲学家批评家看来，在当代走向后现代的历程中，传统理论中那种作为对科学、道德、宗教、艺术的本体论问题或认识论问题进行裁决的哲学已悄然遁形。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指出：在当代解释学与解构哲学影响日深的世界中，仍坚持认为存在一门只关心具有根本性问题的超级科学确实令人怀疑，那种在人类生活的思想和艺术实践中存在着一种涵盖一切、永世不移的第一原理的看法，已与飞速变幻的现实实践不相吻合。再固守独立于社会和历史发展之外的“永恒不变”的哲学问题，固守非历史的永恒模式，已不能解释现实世界向我们提出的课题。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追求差异和特殊，反对“本质主义”，反元话语、反中心性以及反对二元论是当代西方批评的共同视野。但这并不是说，当代文艺学已完全听任各种范式、话语的“割据”、对垒和相互拆解。的确，在当代哲学与文艺学的多元世界，一方面，无数相互竞争而又不能互相改变的“理论”进行着无休止的战斗；另一方面，人们又在社会科学中到处都听到另一个声音：不存在什么“硬事实”，相反，似乎“什么都行”。一方面是绝对主义的偏执与封闭，只要我们关注哲学中的那些固有主题，我们马上就面临着许多不可通约的范式、理论、概念框架或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是相对主义对一切中心、一切框架的否弃，对一切沟通和交融的拒绝。相对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采取的拆除、消解的虚无主义立场，当代解释学美学、交往行动理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托多洛夫的对话批评，以及后期接受美学等都采取了一种积极的建构姿态，力图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在后现代碎裂的理论断片中高扬建设的旗帜，开辟一条通达未来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对话与交流。 1990年代初笔者曾说过：“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文艺学范式转换的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样态，形成了一种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杂然并陈，纠结交错的现实景观。一方面，两种‘堂皇叙事’：注重人性的自由解放和启蒙文化观和黑格尔式的整体思辨真理仍然具有其存在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多元并立、多话语共生的转换期特征又呼应了反中心、反体系、反元话语的后现代思潮。”同期，笔者还曾在与陶东风先生的对话《在悖论中开辟道路关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见《中国文化报》1993、9、11）一文中，谈到：“如果说西方文化一直沿着‘之’字形两极摆动的方式发展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文化则是多极摆动，一个潮流与另一个潮流交错并进，多头多向运作。实际上我们今天至少面对着三重传统：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马列主义传统，西方欧美文化（特别是当代）影响，这三极时刻以自己的轨道交叉运作，形成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元并举的文化现状。这种突破了一统取向的文化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化现实的复杂性与独异性。”从几年来文化发展的现实看，这一我国当代文化转型与文学范式转换时期的主要特征依然存在并且依然有效。 但同时我们又想到，我国当代文化文学又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这就是对当代多范式多话语的“狂欢化”共生现实的日益增长的不满和交流与对话的迫切需要及呼吁。 由八十年代新方法热肇端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狂欢化”历程，对西方百年来哲学、美学、文化理论及文学潮流作了大量的引进和翻译，打破了中国文学文化的独断论封闭局面，开创了众声喧哗的文化新纪元。但是这种文化输入，一方面完全忽略了每种文化存在于西方世界的当下语境和其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必然性，成为一种纯粹工具性的所谓“方法论”；另一方面，又忽略了其作为一种过程的一百余年的历史性发展，成为一种平面的共时性输入的所谓“结论”。 “狂欢化”的“喧哗与躁动”，是一个关于文化转型时代的历史隐喻。它是西方人从巴赫金的理论中发掘出来并加以发的重要概念或范畴。它很形象的描述文化转变时期众多话语、众多范式争相推出，杂然并陈的现实状况，也反映了那种激扬蹈厉、浮泛躁动的时代范围。八十年代狂欢化的直接效应是“术语大爆炸”和“读不懂”的特异现实，而其后留下来的严峻课题，则是多文学文化范式（或话语）间的不可通约性。 所谓不可通约性，是指遵循各种不同的文学文化范式的共同体之间难以互相理解和交融的特性。我们知道，范式是一定时期一定国度（民族、地域）内从事创作或研究的文学文化共同体的共同遵守或采用的文学文化的理论体系、方法论规定、价值标准、核心范畴、概念系统、逻辑运作程序和模态范例。它们建立在自身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是自身文化承结之链上的一个环节。不同的范式之间，由于先在理解框架不同，目标对象不同，即使是面对同一对象，所看到的也可能是不同的侧面，此一范式的视野很难进入另一范式的视野。在九十年代的我国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既存在着关注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批评，也存在着注目于审美形式的创作，既存在着追逐低给感官刺激的“经济效益”运作，也存在着高雅艺术境界的不懈追求；既存在着对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的摹写，也存在着对历史原型的苦求索。持多种不同理论的批评家，由于对文学本质的不同看法、批评过程的不同操作，特别是概念体系和核心范围的不同，造成了相互沟通、理解的巨大的障碍和困难。 有趣的是，范式不可通约性的提出者托马斯·库恩后来接受了解释学的理论影响，发现了不同话语间对话、沟通、交流的可能性，它们多样互补，构成了对文学的多层次、多侧面、多相位的认知与批评新模式。 注 释： [1] [德]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90页，译文有改动。 [2] [德]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466页。 [3] [俄] 雅各布森：《主导》，《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