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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如何处理古今关系、中西关系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浩瀚无涯，异彩纷呈，就其丰富性而言，恐怕世界上很少有哪种文学传统可与之比肩。然而楚辞汉赋也罢，唐诗宋词也罢，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都已经是另一个传统中的“历史流传物”了。我们今天的文学形式与观念是属于一个现代传统，即清末民初以来渐渐形成的新传统。与唐诗宋词所处的那个传统相比，这个新的传统中，无论是文学体裁、创作方法还是评价标准、审美趣味，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使得处于新传统中的我们在如何看待旧传统的时候就出现了无法避免的“古今问题”；又因为我们今日秉持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西方的，于是我们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中西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否合理地考量和研究古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处理好“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抒情传统说”之所以不能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没有摆布好这两种关系：今天和西方的色彩太鲜明了，乃至于虽然是为了彰显中国文学传统的固有特质，实际上却南辕北辙，反而遮蔽了中国文学真正的独特之处，简单化地用一种来自西方的阐释框架强行宰制了中国的材料。这虽然不是“抒情传统说”的初衷，但确实是它的结果。那么怎样才能正确地摆布这两种关系呢？是不是只有站在中国传统的立场上，运用传统的评价标准与阐释方式才可以揭示古代文学传统的特色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首先这是不可能的，除了纯知识性的考据之外，今天的学者只要是用现代汉语思考和言说，就不可能真正回到古代传统中去。其次，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每一代的学术都是在与外来因素的融汇中更新发展的。事实上中国文化传统从来就是一个不断融汇外来因素的过程。今日中国文化的复兴当然也不例外，正有赖于外来文化的丰富与激发。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学传统时，国外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果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共识的话，那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借鉴这些外来的理论与方法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了。 像大多数海外汉学家所做的那样，完全是用西方现代的学术概念和思维方式处理中国古代文学材料，这样的做法是否是可行的呢？事实上，刘若愚、叶维廉、顾彬、宇文所安、杨松年、艾朗诺、卜松山、田晓菲等等一大批在国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都是这样做的，陈世骧、高友工也是这样做的。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学者的研究确实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发现，与本土学者的研究很不一样，往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么是不是本土学者都应该努力向他们看齐呢？当下的中国学界，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学者，确实有一种唯海外汉学家马首是瞻的倾向，人家研究什么、提出什么问题，立即群起响应。在我看来，学习、借鉴汉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当然是没任何问题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来说他们的研究路径就是最恰当的，近年来周宁、顾明栋等学者提出的“汉学主义”之说并非无的放矢，值得充分警惕。因此，对待海外汉学的中国文学研究比较恰当的态度应该是参考与借鉴，是平等看待，是其是处，非其非处，而不是当作效法的典范。 其实近百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现代以来至少有三条关于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路径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继承与发扬。一是从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的《中古文学史伦》到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这一系列关于中古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已然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研究路径，其特点是把文学放到具体的政治、社会状况之中，联系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来进行综合性、多层次考察，把文学作为一种更深层的政治文化因素的表征来看待，揭示其包含的种种复杂关联。这一研究路径是中国式的，可以说是对孟子“知人论世”说、刘勰的“时序”说的继承与发展。二是以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郑振铎的《读毛诗序》、胡适的《谈谈诗经》、傅斯年《诗经讲义稿》、朱自清《诗言志辨》、朱东润《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钱穆《读诗经》、何定生《诗经今论》、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等一系列著述为代表的现代《诗经》学，尽管各家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但其研究路径却颇有相通之处，即都力求打通文学研究与经学、史学研究的壁垒，在具体政治状况和文化语境的历史演变中考察《诗经》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对于这两条现代以来在中国本土形成的文学研究路径，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诗学”。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学习取法之处。三是以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李长之等人为代表的中西结合的文学研究的路径。这些学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比较能够自觉的借用西方的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的观点与方法来考察中国文学艺术问题，初步走出了一种中西结合的道路，其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朱光潜的《诗论》、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等在研究方法上都有许多可取之处。以上三种现代的文学研究路径构成了一种新的学术传统，正是今日的中国文学研究应该认真总结并继承发扬的。 根据百年来中国学界引进和运用西方文学观念及文学研究方法的经验，可以说直接的照搬和套用不是一条可行之途。我们前面讨论的“抒情传统说”就是很好的例子。最恰当的办法，用鲁迅先生话说就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26]，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就是“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27]根本上说就是立足于中国的文学实际，借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来发现按照以往的方式不能发现的问题，再根据中国文学经验的特殊性来调整、改造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使之可以契合中国的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既不同于中国的旧传统，也有异于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方法，从而形成名副其实的当下的中国学派，这就是所谓“别立新宗”。如此才可能对中国文学传统有一个恰当的考量与阐释。 （本文刊发于《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