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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在本世纪初才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但其英文版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完成了。为了确保对其阐释的客观公正性，有必要先对当时的理论批评话语略作介绍。20世纪30年代直至二战之后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文学与美学批评曾经在欧美学界相当盛行。但在随后的冷战时期，所有文学文本的“倾向性”与意识形态批评被“淡化”。特别是“新批评”在英美批评界占据主导地位期间，其他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都遭到排斥。直到1981年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出版，它标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正式登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生产的历史关联观念，从社会象征意义来阐释文学文本，是詹姆逊开创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核心观念。随后他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包括电影、绘画等与晚期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特别值得中国学界关注的是，詹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其实是其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讲演。[2]随后发表的《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1988）更为全面地建构了这一阐释学的体系。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等人也介入阐释与叙事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主流代表。 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出现的语境是上世纪80年代“理论批评”的衰落，1980年代初期，曾名燥一时的理论批评代表人物福柯、巴尔特、拉康等纷纷离世，似乎预示着昔日的理论飓风渐趋平息。也正在此时，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悄然兴起，并从20世纪理论批评中汲取了丰富养分，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影响甚大的批评观念。 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对20世纪理论的汲取首先表现在对阐释学的取用上。阐释学在20世纪成为一种重要理论批评流派，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等人提出的“视界融合”观念曾引起极大反响。但不同的是，前者直指文本的意识形态阐释，并且将文本的整体性与历史主义原则相联系；这就是詹姆逊所说的“永远历史化”。其次，这种批评观念也不同于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伽达默尔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为依据，虽然也提倡一种历史主义观念，但是主张解释者是以历史的“参与”为“中心”，理解的关键是“从过去之中看过去”，即理解是一种事件与运动，是历史自身的一种转换活动。而詹姆逊则指出，文本当然是一种已经读过的东西，而我们所要作的并不只是阐释文本，而是要“通过前此阐释积淀下来的不同层次或者——如果是崭新的文本的话——通过由继承的阐释传统积淀下来的阅读习惯和范畴来理解它们。”[2]这正是他所说的“历史主义”方法的关键，显然是以文本阐释为核心的一种历史主义观念新建构。 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是针对阐释的评价，即对文本阐释的阐释。理解了这一道理，我们就会明白下文中采用历史主义方法对《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做的阐释不同于其他已有批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要求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阐释的主体并不是任何一种阐释理论，而是阐释学主体性自身。阐释主体只存在于阐释语境之中，这是一种历史性主体，而不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理论主体。而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方法论则是广泛借鉴了符号学、精神分析学说特别是拉康的主体性理论，在文学史阐释中借鉴了弗莱的原型批评学说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的整体性观念、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观念等都进行了有机融合。其中心是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念建立在一种比经济生产更加广义的“总体性质”的历史现象之上，及至更深层的历史动力之中。[4] 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着重强调三点，第一是从历史政治的视界对文本的诠释,特别重视以符号学的行动理论对“个性化作品”的解读。詹姆逊曾经以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为例，说明该剧主题是表现宫廷对于叛乱的胜利。第二是强调文本的意识形态特性，詹姆逊曾用“意识形态游戏”等观念来分析文本。其三是阐释学主体性的建立，这种主体性是历史主体性。与詹姆逊互为呼应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也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建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他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以文本阅读为主要阐释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哲学”上。伊格尔顿所提出的文本阐释观念既明确又极具实践性，这尤其体现在诠释的“历史主体性”方面。而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历史主体性问题正是本文讨论的中心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长期坚持一种文本主体论，但这种文本主体论不同于苏联学者们的“作者作品的历史社会分析”。因为马克思早就说过：“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5]这一点是与后来的苏联理论家的解读相去甚远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