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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辞理论和叙述交流模式 我在近期作品中提出，叙事学家重新审视标准叙述交流模式，此其时也，因为将故事—话语之别作为叙事理论的最基本原则，这是有局限的。(42)叙事交流的标准模式首先由西摩·查特曼在其专著《故事与话语》(43)中提出，叙事交流被视为从一个话语行动元向另一个话语行动元传输的单向线性过程(括号意指查特曼界定在叙事文本内部的行动元)： 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隐含读者]→真实读者 该模式中小说人物明显缺席，因为该模式所追溯的是话语，而它们是故事的一部分，被隐在模式背后。该模式假定人物间的对话是叙述者向受述者汇报的内容，但将小说人物置于叙述者之下常常会错误展现它们的功能，这一点在尝试分析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文首班吉部分的对话时可以看出来。事实上，这一分析还会揭露该标准模式的其他局限。 勒斯特离开了那棵开花的树，我们沿着栅栏一起走，这时候他们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我透过栅栏张望，勒斯特在草丛里找东西。 “球在这儿，开弟。”那人打了一下。他们穿过草地往远处走去，我贴紧栅栏，瞧着他们走开。 “听听，你哼哼得多难听。”勒斯特说。“也真有你的，都三十三了，还这副样子。我还老远到镇上去给你买来了生日蛋糕呢。别哼哼唧唧了。”(44) 除去其他内容外，福克纳此处想要交流的是令班吉开始哼唧的契机正是“开弟”一词(尽管第一次读小说的读者可能无法认识到这个契机)。查特曼的单向交流模式可以解释这个交流内容，因为它注意到高尔夫球手和勒斯特之间的对话是内嵌在班吉的叙事中的，这种内嵌让班吉无意识地传递了自己哼唧的诱因。但这一解释大大低估了对话的作用，它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让人看不出福克纳在班吉的叙事和人物的对话间显著地构架了一种互动效果，所以更好的解释应该是：福克纳采用的不是单向而是三重交流模式，他为这些交流渠道设置了一种协同作用，揭示出令班吉哼唧的契机。除了查特曼所辨识的作者—叙述者—读者线程外，福克纳还使用了两个在功能上独立于第一个线程的作者—人物—人物—读者线程，因为班吉无法改变或评价这个对话。通过部署作者—高尔夫球手—勒斯特—读者线程，福克纳引入了关键词“开弟”，又部署了勒斯特—班吉—读者线程来告诉我们班吉哼唧了。这两个交流线程的协同作用以及班吉的天真话语促使读者对契机进行推测。总的说来，尽管查特曼模式对某些叙事交流确实有用，可以说是爱因斯坦式叙事宇宙中的牛顿模式，但福克纳的叙事交流取决于人物、多线程和协同作用——这些都不在查特曼模式中。 在对这个语篇进行了更公正的分析后，我们开拓了两方面的眼界：第一，看到其他语篇中的其他交流线程，其中最显著的两个是作者—结构序列—读者线程(如在《喧哗与骚动》和《赎罪》这样带有明显分节的叙事作品中)和作者—讲述场合—读者线程(如在任何戏剧对话中)；第二，看到所有这些线程具备相互协作的可能。 在更宏大层面上，我们不能通过简单地给人物及其对话找个位置就修改查特曼的模式，而是要整个地摈弃它的线性单向轨道。应集中关注交流中的两个常量(作者或[更讨喜的说法是]隐含作者、真实读者)，以及联结修辞交流的多个潜在源——叙事、对话、场合、受述者、超文本、结构，等。这样的模式能令叙事理论家更公正地分析叙事交流的爱因斯坦宇宙。 在《赎罪》中，这一观点在两个主要方面产生了显著后果：第一，它凸显了作者—结构序列—读者线程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麦克尤恩将布氏小说与“伦敦，1999”默默并置时。第二，它比查特曼的单向模式更公正地完善了对话的重要性(作者—人物—人物—读者线程)以及对话和叙事协同作用(作者—叙述者—读者线程)的重要性。 通过结构序列进行的交流如此强大，让人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文章缺少对小说内嵌小说结构的明显陈述——即未明白说出小说前三部分为布莱奥尼所写。相反，第三部分结尾、整个第一至三部分、前三个部分和最后一章“伦敦，1999”之间存在本体性断裂，再加上布莱奥尼于自己日记中所做的评论，这些内容相互协作，令这种交流逐渐显露。麦克尤恩以字母缩写“BT”终结第三部分和备注部分“伦敦，1999”，这几个字看上去就是布莱奥尼作者身份的显著标志，注明了其手稿完成时的地点和日期。在“伦敦，1999”中布莱奥尼记录了只写给自己的评语，挑明自己在最近的手稿中改变了罗宾和西西莉亚的命运，讲述了自己59年来的心理挣扎。如果没有这些评语，我们可以给予“BT”另外一些所指：布赖恩·托马斯、比弗利·撒切尔、布莱德利·特纳等等，但这些评语令人无从回避地必须将“BT”读成“布莱奥尼·塔利斯”，并且看到在第三部分结尾，麦克尤恩实现了微妙的本体转化，从布氏小说世界转到了自己的小说世界：在前一个故事世界里，布莱奥尼是小说人物，却不是自己笔下人物的作者；而在后一个故事世界中，布莱奥尼是一个以作者身份再现从前之自己的人物。通过令第一至第三部分相互运作，麦克尤恩既确认了关于小说内嵌小说结构的交流，又为这一交流添加了另一个层面，也给布莱奥尼的评判添加了说服力，布莱奥尼评判了自己59年来致力创作小说的努力。尤为特别的是，麦克尤恩巧妙地引入西里尔·康纳利给布莱奥尼《山边的两个人影》的拒信，以说明布莱奥尼1940年时的初稿被修订成了现在大家在读的小说。其中一个例证就是康纳利写道，“有些意象很不错，我喜欢这个：‘长长的杂草在狂野的盛夏焦黄中肆虐’”(45)，而这个意象在小说第一部分(第96页)中的确已经出现。 在《体验小说》和前文中，我已经探讨了交流的效果，特别是它对小说重组的影响方式，所以现在我要通过讨论“为何”来分析一下“如何”。为何延后，又为何是间接隐含而非直接明了？因为在一个关于他人思维问题的小说中，通过这么多处重组来引领自己的读者，其中之一就是将人物型作者和真实作者的意识关系重组起来，这是一种令读者积极应对他人思维问题的方式，尽管这种应对并非目的本身，而是对转化、赎罪及两者的叙事功能进行探索的方式。 话题转到人物与人物的对话，我首先注意到这既是事件，又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叙事，因此它超越了故事—话语之别。就像对人物的叙事那样，对话也牵涉了一个文本，但包含多个讲述人(作者和每个人物)和多个目的(作者目的和人物目的)。构建对话的艺术在于令单个文本对所有讲述人起作用。技艺高超的作者能够在对话和叙事间创作出一种协同关系，凸显人物间交流(我称之为对话型揭露)以及作者与读者间交流(我称之为作者式揭露)的分歧。 以下语篇很好地例证了麦克尤恩是如何构架作者—人物—人物—读者线程和作者—叙述者—读者线程之间的协作关系的，这种构架能够传递的信息大大多于简单组合单个线程所能取得的效果。这个语篇通过聚焦布莱奥尼，混合叙述了性侵事件后布莱奥尼和罗拉相互间的对话，语篇本身并未用任何内部证据来说明叙述者能意识到源自那种对话混合的效果。在对话之初，布莱奥尼就告诉罗拉是罗宾侵犯了她，罗拉首先开口： “但你见过他，你真的见过他。” “当然，青天白日地，就是他。” 虽然月夜温暖，罗拉却开始颤抖，布莱奥尼希望能脱下衣物，给她披上。 罗拉说：“他走到我身后，你看到了。他把我打晕在地上……然后……他把我的头向后推，把手放在我的眼睛上。我没法，不行……” “好了，罗拉。”布莱奥尼伸手抚摸自己表姐的脸，摸着她的脸颊，干干的，但不可能一直干下去，她知道要不了多久。“听我说，我不可能认错，我已经认识他一辈子了，我看见他了。” “我不能肯定，我是说，我觉得从声音上听可能是他。” “他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我是说，是他的嗓音，呼吸声，噪声。但我看不见，不能肯定。” “没事，我能，我会肯定的。”(46) 两个交流线程协同的结果就是作者式揭露远远地超出了对话型揭露。该叙事语篇重点关注罗拉的身体状况和布莱奥尼的反应，它结合对话，进一步揭示了布莱奥尼指认罗宾的动机。这段叙事提到布莱奥尼没有外衣，无法让罗拉暖和起来，对话提醒我们她对罗宾已经下了定论。协同作用让我们看到布莱奥尼用对罗宾的确认来替代一块披肩。类似地，在布莱奥尼抚摸罗拉的脸庞并想象她在哭泣时，她是想要为自己的定论寻求安慰。协同作用传达了对话式揭露背后布莱奥尼的目的：告诉罗拉她(布莱奥尼)是支持、帮助并且最了解她的朋友。事实上，这一目的让布莱奥尼忽略了一些麦克尤恩引导其读者去关注的事情：罗拉一开始说是“他的声音”让她觉得那可能是罗宾(这本身就是一大跳跃，因为她只在拥挤的餐桌旁听过他说话)，后又改口说她只听见了“呼吸声，噪声”(这些都不足以让人辨识出一个陌生的嗓音)。这已表明作者式揭露和对话型揭露存在分歧。 再看看麦克尤恩如何使用叙事和对话型揭露间的协同关系来传递自己的目的，尤其运用我们后来了解的信息(罗拉知道保罗·马歇尔才是强奸犯)来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这一分歧被拉得更大。叙事语篇说明罗拉在颤抖却没有哭泣，让人不禁想到罗拉虽然确实因为自身遭遇而难过，却也有可能在操控自己天真的表妹。再整合一下罗拉回忆式地叙述自己可能认出了罗宾的声音时，上述可能性变得更加明显。所以，罗拉的目的就是操控布莱奥尼，让后者不能改口地认定罗宾，从而保护马歇尔。 麦克尤恩的目的是将两个人物的目的差异传达出来，特别是要传达出布莱奥尼并没有意识到她被操控了。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的读者反思并对比每个人物目的背后的伦理维度。布莱奥尼的动机是好的，尽管她的行为本身无从辩护；而罗拉却没有做任何缓和自身行为的事情，其行为只保证了无辜的人受伤害，而有罪之人受保护。 与此同时，麦克尤恩迟迟不揭露小说内嵌小说的结构，这产生了连锁效应，给作者式揭露添加了另一个层面。布莱奥尼负责生成协同效应，而麦克尤恩则负责让她负责。这种层面的添加给布莱奥尼的故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让自己的错误显得不那么恐怖，小说家布莱奥尼把罗拉刻画成了一个更有伦理缺陷的人物，所以她是在罗拉刚被侵犯后不久，就预先安排了对罗拉不利的局面吗？还是成年布莱奥尼运用了自己的小说家技巧来尽量完美地捕获那个对话中的微妙之处？既然布莱奥尼在承担自己的罪责面前毫不退缩，那我将不那么坚定地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我要坚持认为的是麦克尤恩娴熟地掌控了多重叙事线程间的协同关系，这使得布莱奥尼故事的伦理问题成为小说作者式揭露的重要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