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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交叉性与批评 最近十年对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做出最突出贡献的莫过于《解放了的叙事理论：酷儿理论及女性主义的干扰》(36)一书，该书由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女性主义叙事学家罗宾·沃霍尔及苏珊·S·兰瑟合编。该论文集特色分明，价值非凡(37)：第一，它集结了22位学术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的学者的论文，他们在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方面均有建树。文集探讨了一系列问题：移情、宗教、生命创作、俗世、情节编织等等。文集提醒我们更为准确的做法是使用复数形式——“多种女性主义和酷儿叙事理论”——而非单数形式。第二，该论文集展示了女性理论、酷儿理论、叙事理论、作为形式的叙事以及单个叙事作品之间多方位多维度的相互关系(尤见于“引言”及兰瑟的论文“走向[更怪异且]更多[女性主义]叙事学”中)。第三，该论文集确认了本视域的中心概念为交叉性。兰瑟对此概念的解释为：“交叉性探讨的是身份的多个方面——包括性别、种族、民族、阶层、国际、全球地位、年龄、性取向、能力、宗教、语言和历史时刻，研究它们如何整合互动，从而在一个总体结构不平等的世界中创造出真实可感知的社会地位、意义、经历和表现。”(38) 兰瑟在论文中认为，针对形式的严格交叉法能够迅速区别于针对内容的严格交叉法，女性主义理论强调了这一区别方式。我将通过采用交叉法分析麦克尤恩小说的形式特征来例证这一观点，看这些特征如何辖制麦克尤恩再现作者麦克尤恩和作者布莱奥尼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关注“总体结构不平等的世界”中的交叉性，针对小说的形式政治作多层面评判。 写完《赎罪》时，伊恩·麦克尤恩是53岁的英国白人中产(或中上层)阶级人士，他身体康健，遗世独居，是异性恋男子，居住在“9·11事件”发生前的伦敦。当布莱奥尼·塔利斯写完她的“赎罪”时，她是77岁的英国白人中产(或中上层)阶级人士，是独居女性，处于血管性痴呆早期，居住在“9·11事件”发生前两年的伦敦。在整部麦克尤恩小说中，布莱奥尼出身上层，年轻时天真自负；长大后不再天真，生活有些落魄，一心想要弥补从前因为天真和自负而造成的错误。如前文所述，两位作者间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作者布莱奥尼决定违背事实地讲述罗宾、西西莉亚和年轻自己的最终命运，但小说作者麦克尤恩发觉这一做法是错误的。 运用“总体结构不平等的世界”中的交叉性概念批判性地分析上述作者间关系，会发现他们的关系模式如下：麦克尤恩越是设置读者进行文化批评的效力，则布莱奥尼设置读者文化批评的能力就越弱。事实上，这场竞争并不公平：居于艺术水准最高峰的中年白人男性当然要比逐渐丧失认知力的老妇更有权威，是他架构了整个相互关系。这一判断确实合理，但我也相信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兰瑟警示说，在研究交叉性问题时，学者们不应当“强行将复杂的人物进行简单粗暴的分类，或者用简单的框架阐释叙事事件”(39)，我再加上一条，不应该“满足于简单陈述作者及其人物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看得更详尽些。 首先，详细分析麦克尤恩对不同历史定位的处理会让我们的批判更有力。麦克尤恩并未呼吁人们关注如下事实：在犯下自己所称的“罪行”(40)时，布莱奥尼年方13，所以她生于1922年，这一年有两部现代主义里程碑之作问世：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T.S.艾略特的《荒原》。这个事实，加上小说第一二三部分的主要写作技巧和西里尔·康纳利的拒信，全都表明布莱奥尼是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而麦克尤恩虽然对现代主义极为着迷，但他的历史定位却意味着对他2001年创作的小说而言，要想令其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绝非重塑现代主义美学那么简单。于是如读者所见，“伦敦，1999”这部分及其多个波及效应显示了麦克尤恩的后现代主义革新能力。此外，通过标明自己发现布莱奥尼的现代主义风格在伦理及审美上均有失误，麦克尤恩更大地拉开了自身作品与布氏作品之间的差距。 要详读的第二个地方是麦克尤恩迟迟不揭露小说内嵌小说的叙事结构，这让读者想要继续锤炼自己对小说的批判。为了发挥这种延后式揭露的多重效果，麦克尤恩需要让前三部分的读者感觉到自己所读的是一部麦克尤恩的小说，而非劣等之作。换言之，不但小说的每一句话都同时是布氏的和麦氏的，而且前三部分中布莱奥尼句子的美学品质应能与麦氏自身的美学品质一致。于是，麦氏小说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氏小说的品质；所以，在小说的本质上，麦克尤恩要让布莱奥尼的表现哪怕不能与自己相当，也至少要令他及其读者有所仰慕。 要详读的第三个方面是麦克尤恩在构架布莱奥尼的小说人物时所遭遇的巨大挑战。正如前面的身份标识列表所示，麦克尤恩和布莱奥尼所共有的身份特征比所差异的多。对那些共有的方面(种族、国际、性取向、能力)，麦克尤恩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得知；而对那些差异的地方(性别、年龄、历史定位，以及布莱奥尼年轻时的阶层等)，麦克尤恩可以从所受的教育、所做的研究和想象中得知。其中性别差异是最需要想象的。事实上，从内心将布莱奥尼再现为13岁、18岁和77岁，并将她64年的心理演化创作得合理可信，就需要做出被基恩称为“作者式移情”(41)的显著行为。这种行为让麦克尤恩更能将布莱奥尼限制在伦理行为人和作者的身份范围内。 关注交叉性还帮助我从这种细致阅读中抽身出来，注意到它主要关注了文化主流主体的身份标识。那些对少数种族或民族、残疾人士、同性恋团体和其他文化次阶层主体感兴趣的读者恐怕无法在《赎罪》中寻得共鸣。这样描述麦克尤恩小说的主题，并不是要对他或者小说本身进行控诉，相反，这是进行另一种观测的基础：正如《赎罪》的内容可以如此丰富，如果把我们的文学场景建立在多样化原则之上，它将会更加丰富。正因为建立在多样化原则上，《赎罪》才能在探索不同种类交叉身份的众多叙事作品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最后，我要进一步退出对《赎罪》细节的探讨，承认我对其交叉性的理解和评判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自身多重身份的影响，正如读者们对我所做评价的反应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到你们自身身份的影响那样。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此类评价只是观点问题，无法进一步阐述；而是意味着此类评述本身就可用于进一步探究观点的异同，这些探究不仅能够引领大家改变各自的观点，而且能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交叉性分析的功能与局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