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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进（1966— ），甘肃会宁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理事、甘肃省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委等。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和比较诗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20世纪翻译文论史纲》，参有《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文艺批评学教程》等，译有《漂亮者生存》、《亲密关系的社会变革》，发表论文40余篇。 引言：从庄子的忧患说起 庄子是忧患深广的一代哲人，在他的诸多忧患中，有关古人之书尽为“糟粕”的忧患是发人深省的。在活态文化观念下审视，这可以看成是庄子对原始活态文化的留恋和对“去活态”文化的深刻质疑。 《庄子·天道》云：“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锥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矣！’……‘臣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干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庄子·秋水》云：“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也焉。” 《庄子·天下》云：“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查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将这几段文字放在一起对照发明，可以看出庄子的主要担忧：“不可言传的”、非语言文字的、超乎言论意致的、无形无穷的、贯通身心五官的某些东西正在分“裂”丧失！用今天通用的话语说，它们即是所谓“实践性知识”（相对于理念知识）、“地方性知识”（相对于概念知识）、“环境性知识”（相对于静观知识）。一言以蔽之，“活态”文化知识是也。 庄子生活的时代正是百家争鸣、诸子著“作”的时代，从传播媒介史角度看，正是由“口传身授”、“述而不作”的原始活态文化传承时代向“文字文本”的“固态文化”传承的转型时期，在三大类载体承载的知识中，“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及其范式正在挤兑并替代“以文物古迹为载体的实物遗存和以口传心授为载体的非实物文化艺术传承”及其范式。后来，更由于“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传承经验，注重的是第一类，强调的是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崇拜文字与文献的同时，也对传承文字与文献的上层所弘扬的‘大传统’顶礼膜拜，作为文化的正统。”[1]这样，关于文化的完整的“全”和“纯”的知识视野为之进一步破“裂”。 庄子所忧患的事情随着人类进入文字印刷传承载体时代而愈演愈烈，尽管在这个时代总是有人呼唤“诗外功夫”、“别裁别趣”等等，但并未改变文化“偏至”的趋势。“轮扁斫轮”的实践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和活态环境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庄子所谓的“糟粕”成了印刷传播载体时代的新的典范（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论述）。今天，令人尴尬的是，我们处在电子媒介传播时代，却仍然必须从庄子留下来的“文本糟粕”中寻求灵感和启示！ 从传播媒介史的角度看，口传身授时代、文字印刷时代和电子网络时代分别对应着三种文化范式，我将之概括为“活态化”、“去活态化”和“再活态化”。尽管在历史上“去活态化”的文字文本范式力图排除原始活态文化而唯我独尊，但实际的情况是，活态文化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虽然今天的“再活态化”运动严重质疑印刷文本范式，但其理想的状态却是确立并承认口传身授、文字印刷和电子网络之间的三维互动和间性共生。（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