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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郑培凯主编：《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7页。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8页。 [4] 乔晓光：《活态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初探·自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 见黄涛：《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刘冰清：《沅陵盘古文化的活态特征》，《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李曼丽：《白族民俗的活态文化——甲马及其象征意义》（Living Culture of Customs of Bai Minority ——Jiama （Oblation） and its Symbolic Meaning），《装饰》2006年第5期。黄涛：《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刘冰清：《沅陵盘古文化的活态特征》，《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 [6] John Storey，Cultural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1，p.15，p.46.亦见杨竹山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第77页。 [7] John Storey，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1，p.15. [8] [英] 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9] 乔晓光：《活态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初探·自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 John Brannigan，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p.203，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11] 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12] 杨玉成：《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3页。 [13] Jeremy Hawthorn，Cunning Passages：New Historicism，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Debate，p.50，Arnold，1996. [14] [加] 克兰迪宁、康纳利：《叙事探究：质的研究中的经验和故事》，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5] [美] 伯林特：《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 [16] [美] 伯林特：《环境美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7] [加] 克兰迪宁、康纳利：《叙事探究：质的研究中的经验和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18] 叶舒宪：《“地方性知识”》，《读书》2001年第5期。 [19]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1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0] 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字论略》。 [21]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2]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23] 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24] Greenblatt，S. &Gunn，G. ed.，Redrawing the Boundaries，p.4，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2. [25] [法] 马克·第亚尼编著：《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6] [英]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27] （东汉） 班固：《汉书·艺文志》。 [28] [希]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 [29] [美]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0] 王一川：《文学理论》，第三章：文学媒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第九章：传播媒介，浙江文艺出版社002年版。 [31] 格里芬认为，依据现代观点，人与他人，人与他物的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派生的。与此相反，后现代作家把这些关系描述为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constitutive）。“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他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载体”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内在关系”亦应作如是观。 [32] Joshua Meyrowitz. No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ur. P.40，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