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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态文化”的知识范式 今天，我们处在走出“去活态化”阶段而走向“再活态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因此，相关研究和保护活动中既有对活态文化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精神红线的重视，也有针对当前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化现实而对活态文化中某些长期以来受压抑方面的特殊强调；而正是这后一方面，构成了当今活态文化主要的知识范式和价值取向的基础。概括起来，有三个主要方面： （1）环境型文化知识 长期以来的“去活态化”过程与文化的“分化”过程是联袂而行的，这对文化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多方面的危机，最根本的问题可能就在于将文化和文化知识从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语境和“活态环境”中加以“分离”和“分化”，进而将其“孤悬”在固态的文字文本之中。康德经由“非功利”和“非概念”的“排除法”而达到的“悬搁式”美学可能是美学中的典型代表，而英美新批评的“隔离式”“内部研究法”也许是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代表。尽管文艺学中近年来也不断涌现出强调语境（context）的重要性的学说流派，甚至有所谓“语境主义”研究（contextualism），[13]但语境主义研究，正如这个英文词本身所显示的（context），仍然主要偏重多种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对构成知识的物质实践环境（environment）方面的重视一直不够。相关的“环境美学”研究将语境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环境型文化高度重视文化知识的经验基础，而有关经验的诸种学说，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了文化知识的“连续性”（continuity）,这一观念不仅将经验主体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联系起来，而且将经验与其他经验，此刻的经验与过去的经验和将来的经验联系起来，从而使研究者“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移动，同时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且把这些都置于广泛的社会环境中。”[14] 环境不仅仅是一个外部环境，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环境是一个整体，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人群和地区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体。同样，对环境的理解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相加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把不同学科知识组合成一个一般概念的过程，它需要我们认识到不同的环境科学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与其他学科相比，环境美学是对象、人群及其活动所组成的完整复合的尺度。”环境体验要求体验者全身心的，特别是身体的，参与、介入和互动。[15]因此，环境美学是一种新型的参与式的、介入式的“结合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它将会重建美学理论，尤其适应环境美学的发展。人们将全部融合到自然世界中去，而不像从前那样仅仅在远处静观一件美的事物或场景。”[16] 我们说“活态文化”是一种环境文化知识，也正是强调它的经验基础，它的连续性、整体性、身体参与性、主体介入性。它不是一种静观文化，而是一种融合与互动的文化。当这种知识浓缩到文字文本之中之时，或者以保护之名被搬进博物馆之时，它的整体性、连续性和环境性就遭到破坏或破“裂”，这或许就是庄子所担忧的“道述将为天下裂”吧！ （2）实践性文化知识 “实践性文化知识”即是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in-action），这类知识导向以行动中的反思概念为基础的“实践认识论”。行动中的反思是实践情境中的研究，在此情境中，行动中的研究者不依赖已经建立的理论的技术分类，而是建构特殊案例的新理论。[17]“行动中的知识”不同于纯思维领域的概念知识，也不同于“技术理性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知识”，它正处于这两个知识领域的“边界”，它在根本上既不能被“化约”，也不能被“形式主义化”。 基于“对经验的反思”基础上的行动中的知识与“概念知识”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与技术理性主义知识之间的区别却并非一目了然。技术理性主义断言一切知识都是技术知识，不存在非技术知识，当然它也不承认有“行动中的”实践知识。然而，技术理性主义推崇“化约”概念，从本质上说，它依旧是一种“宏大叙事”。在这种知识体系中，保持在专业记忆中的，被理性主义的宏大叙事话语所拒绝的专业实践意象（image）是被简约化了的，专业记忆丰富的整体通过技术理性主义被简约化成了“可以写在书本上的”一套“精确性的”规则。 然而，活态的文化知识以行动、经验、实践等为基础，它是不可能简化为通过一本书来教授的技术的。技术理性主义通常将实践理解为“技术的执行”，追求量化的“精确性”，这不但会破坏活态文化的整体性和丰富性，也忽视了它的复杂性。在我看来，庄子的一系列寓言，深刻而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庖丁解牛”的故事表明，解牛的这一系列丰富、复杂、完整的过程，其中包含了太多的“身心参与”和“环境在场”的内容，不可能一个“技”字了得，所以当文惠王赞美庖丁“技”之高超时，庖丁断然否定了：“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一过程当然包括着技术内容，但它又绝对不能化约成技术层面的概念、数字和规则！当然也就不可能形式化和简约化为“书本知识”；“轮扁斫轮”的寓言坚定地表达着同样的观念。“灌园老人”所担心的，难道不也是“机巧之心”对人身心之丰富性和完整性的宰制吗？ （3）地方性文化知识 毋庸置疑，当前活态文化的复兴是与这个“全球地方化”或“地方全球化”的特殊社会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而且，它亦与使地方与全球得以即时性互动互通的电子传播载体不无关系；从知识模式角度看，也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主义与历史特殊主义长期论争的最新进展相联系。普遍主义者认为人类知识的宗旨是发现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普遍规律，如进化论者给出文化演进的阶段模型；历史特殊主义者强调各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特征，主张做具体细微的个案考察，相对轻视和警惕宏大的理论建构。[18] 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来的，它是基于人类学家对土著居民的田野考察得来的一种知识划分模式。从活态文化起源的地域性与历史性特点看，它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按照传统的观点，知识的基本特征是其普遍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性知识则缺少这种规定性。那么活态文化作为地方性知识又如何能够存在呢？事实上，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能够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知识的，只是人类知识中很小的一部分。科学家波兰尼曾指出：有很多难言知识是无法转变成明言知识的，我们遭遇的明言知识只是知识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知识的绝大部分是处于水下的难言部分。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些基于其特定经验的难言知识或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是无法普遍化或者以化约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的。但不能因为它无法准确表达或者普遍化，就否定这种知识的存在。 文学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事实几乎是无可争辩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似乎已不仅是将这种地方性知识纳入既有的知识范式的问题，而是在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学与作为普遍性知识的文学共同构成的更大的知识平台上寻求新的文学范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地方性知识”，不仅是指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正是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的情境条件；“知识”也总是随着人们的创造性参与而正在形成中的东西，它在本质上是活动或实践过程的集合。进而言之，知识也是一项群体参与的公共事业，而不只是存在于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的头脑或著述中的东西，“参与性”是“地方性知识”形成的关键环节，源源不断的参与活动使知识永远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对这种知识的辩护既不可能用形式的论辩来证明，也不可能用先验的方式来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合法性的基础。 轮扁的忧患触及了当时新兴的固态文本范式的合法性基础问题。今天，当活态文化再度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其久受压抑的一些本质和特征，如环境性、实践性和地方性等，迅速突显出来，并对已有的基于“去活态化”基础上形成的知识范式提出了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