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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隐喻的文化与美学功能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或语词选择现象，也是一种重要的话语现象、认知现象和美学现象。利科认为，隐喻是对语义的不断更新活动，涉及到“所有层次的语言策略：单词、句子、话语、文本、风格”(14)。不仅在语词，更在句子和话语及认知的层面上带来新质。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从认知的角度研究隐喻的越来越多，即把隐喻视为一种与心脑科学、神经系统、思维过程有关的认知现象，重视隐喻本体与喻体相关经验的匹配与重组。如美国的莱考夫、卡勒等人对隐喻的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隐喻上升为概念构筑方式、人类思维方式甚至生存方式的一部分。莱考夫认为，隐喻植根于人类的概念结构，在语言中普遍存在，是以一种经验来部分建构另一种经验的方式，“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单是语词的事。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我们所说的人类的概念系统是通过隐喻来构成和界定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的”(15)。大脑的神经结构网络决定了人类的概念和推理的类型，感觉器官、行为能力、文化以及与环境的关系共同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概念和理性思维依赖于隐喻、意象、原型等，推理具有体验性和想象性，因而概念常常由隐喻来引导或界定。按照莱考夫的说法，隐喻的原理来自康德的图式理论，即如何将概念表达与作为感知及经验基础的框架相联系。其中隐喻的本体为目标域(或称靶域)，喻体为源域，目标域较为抽象，源域较为具体，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构筑了思想的认知图式，形成了隐喻的基础或前提。隐喻的本体或者目标域通过源域在隐含着某种经验的图式中呈现出来。卡勒则从认知和风格两个层面看待隐喻，“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不稳定性的区分，根本性的与偶然性的相似之间无法掌握的至关重要的区别，存在于思想与语言的系统及使用的作用过程之间的张力，这些被无法掌握的区分所揭示出来的多种多样的概念的压力和作用力创造出的空间，我们称为隐喻”(16)。从认知的角度看，人类思维活动具有隐喻性，隐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类认识和思考事物的方式。隐喻的使用实际上是一个认识性的精神过程，是一种投射或者说对概念领域的图绘，概念的来源领域的结构部分投射到概念的目标领域的结构部分，通过这样一种转换改变和重组了我们感知或思考事物的方式。 以莱考夫为代表的认知论的隐喻理论打破了先前的隐喻理论把隐喻视为对语词日常用法的偏离的说法，主张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概念构筑方式，是理性和想象的结合，或者说想象的理性化。这凸显了隐喻的普遍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隐喻与语言的起源，与人类思维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维柯用“诗性智慧”来描述语言和诗歌的起源，而诗性智慧就与想象力、与隐喻有关，“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因为能凭想象来创造，他们就叫做‘诗人’”(17)。在卢梭看来，早期的语言就是隐喻性的，“古老的语言不是系统性的或理性的，而是生动的、象征性的”(18)，他认为人类语言的早期形态是诗性的，然后才是理性的，“正如激情是使人开口说话的始因，比喻则是人的最初的表述方式。……最初人们说的只是诗；只是在相当长时间之后，人们才学会推理”(19)。 但是这些说法又受到其他一些人的质疑，因为这等于说概念的引申义先于本义，而这在逻辑上又是说不通的。概念的本义和引申义也许是共同发生的，语言乃至思维离不开修辞的作用，“思考只要涉及‘概念’便涉及‘比喻’的运作——‘概念’其实都是‘比喻’——所以语言的思考难以分别‘直言’表义与‘比喻’表义”(20)。 无论如何看待隐喻的起源及发展，隐喻显然与人类以类比说明道理的修辞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关。中国古人就非常重视援引相类似的例证来说明事理。《庄子·天下》篇所说的“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中“寓言”表面是假托别人的话去推广，其实在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里寄托了对人生的种种思考，体现了人类思维的隐喻性，庖丁解牛、佝偻者承蜩等就是著名的例证。汉代刘向《列女传·辩通传题序》云：“惟若辩通，文辞可从，连类引譬，以投祸凶。”“连类引譬”表明比喻和隐喻的使用不仅会产生美学效果，还与人类思维进行类比、转换和引申的能力有关。 另一方面，隐喻与交流、隐喻与文化传统也有密切的关系。符号学把隐喻视为不按通常代码来交流的符号现象。符号学家莫里斯认为，“如果一个符号，在它出现的特殊场合，是用来指示这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不是符号真正地凭它的意味来指示的，而却具有符号的所指示所具有的某些性质，那么，这个符号就是隐喻的(metaphorical)。把汽车叫作甲虫，或者把一个人的照片叫作一个人，这就是隐喻地应用了‘甲虫’和‘人’这两个词”(21)。柯亨认为：“隐喻是一种不依照字面意义进行交流的语言使用的变体，因此可以说，它是一种言在彼而意在此的表达方式。”(22)隐喻的这一特点特别适合文学。文学隐喻追求含蓄蕴藉，形成了意义增生，对于增强文学的表达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诗歌、寓言、童话故事及象征类写作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文学隐喻本体、喻体和喻旨的三角关系中，喻体是中心，也是作家才情和文思的集中展现。文学隐喻致力于开掘喻体与本体多种多样的复杂关系，如“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本体和喻体为并列关系；“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本体和喻体是解释关系；“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本体和喻体是修饰关系，等。尽管如此，隐喻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是显性的，外露的，而喻体和喻旨关系常常是隐匿的、含蓄的。尤其在一些诗歌中，由于使用典故营造了另一个隐喻性的意义层级，表层的意象为第一层含义，同时也是隐喻的喻体。典故作为喻体的一部分，是连接喻体和喻旨的中介，只有破译了典故的读者才能把握喻旨，进入第二层含义。例如王粲的《七哀诗》第一首表面写实，表达自己离开战火纷飞、饥妇弃子的都城长安的心情。但该诗结尾四句“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由于典故的运用暗含了隐喻，“灞陵岸”并非普通的景观，因为“灞陵”为一代明君汉文帝的墓地，“下泉人”表面说的是九泉之下的人，实际是指《诗经》中的《下泉》诗的作者，他写了一首怀念明君的诗《下泉》，因而这首诗隐含着历史与现实、太平与离乱、昏君与明君的对比，体现了对现实的感慨和忧愤。喻体的重要性在寓言、童话故事、象征类写作中更为突出。这类文本可以没有本体，却不能没有喻体。 就广泛意义上来说，隐喻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它还体现了不同文化传统的特点。美国学者古德曼说：“在隐喻中，一个术语其外延是根据习惯而定的，因此也就随时在习惯的影响之下来运用的：在这里，既有对先前东西相脱离的成分，也有对先前东西的维护。”(23)例如中国人用梅、兰、竹、菊四君子比喻傲、幽、坚、淡就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也体现了中国人的认知方式，由此形成了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隐喻模式。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常常以夫妻关系表示君臣关系，折柳表示送别等；同样，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常常用蛇表示堕落，羔羊表示信徒等。这些特定的隐喻模式，体现了某一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 隐喻不仅对文学创作至关重要，在文学阅读中也意义重大。由于文学隐喻不遵循通常语义编码和解码的信息畅通性原则，容易导致文学意义的增生。卡勒说：“在诗歌阅读中，偏离真实性可视为隐喻。”(24)就此来说，在文学阅读中特别是诗歌阅读中，含蓄性的意象、典故、象征、寓言等等的字面意义并不重要，它其实重在字面意义背后的隐含意义(喻旨)。我们以骆宾王的《在狱咏蝉》为例，这首咏物诗以蝉比兴，以蝉寓己，寓情于物，蝉人浑然一体，蝉的生活习性与骆宾王的当下处境互为参照，“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两句(甚至全诗)可以视为隐喻，明写蝉，实写骆宾王本人政治上受压抑，言论上不自由。 文学隐喻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增加了文学的语义张力和美学效果，但是也有可能造成晦涩与歧义，不易理解。大家所熟悉的李商隐的《无题》诗便是如此，由于运用了过多的典故、象征和隐喻形成了朦胧美，但也以其隐晦曲折造成了解读障碍，读者把握不了其喻旨或喻义，千百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