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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学性 文学理论是一种知识形态，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文学理论关注心灵、情感、想象，提供价值、意义、理想等，因而具有人文性。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其知识形态是否具有科学性，还一直存在争议。人们不习惯从科学的角度讨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甚至以人文性抵制科学性，以为对文学理论提出科学性的要求是按照自然科学学科逻辑规训人文学科。这种认识可能与对科学的狭隘理解有关。 在约定俗成的定义中，科学被认为是“正确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的本质和规律的系统知识”。[23](P563)在这个定义里，科学被认为是发现并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的“本质和规律”的“系统知识”。执着于寻找“本质和规律”，是受旧的哲学认识论影响下的一种自然主义的科学观。这种观念把“本质和规律”看作外在于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科学活动就是通过一定方法或手段去发现这个“本质和规律”。且不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存在如上述定义所说的“本质和规律”，就是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所谓“本质和规律”也是随着条件、环境和“知识型”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具有那种形而上学的普适性或绝对性。以发现“本质和规律”定义科学，显然窄化了科学的内涵。在西方，“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原意指“学问”。16世纪后，英文中“science”被引进中国，译为“格致”，即通过接触事物获取知识。19世纪末，康有为、严复等人开始以“科学”代替“格致”，意指“分门别类的学问”。科学史一般把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的研究工作和他对实证方法的确立，看作现代科学诞生的标志。这里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关于科学与科学性的内涵，从现代科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论争。如有人认为“科学是从经验事实推导出来的知识”，这里强调经验之于科学的重要意义，是早期科学观念的一种。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志就是它的可证伪性、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等。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是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累积知识的传统等。而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则把科学理解为解释的学问，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只存在于一定的语境和关系中，只是一种综合性的、具暂时性质的对话。显然，历史上“科学”的概念是一直处于变化中的，人们在各自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谱系下定义了科学，或强调了科学的某些特征。讨论科学及其相关问题应该立足于领会科学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精神，特别是要防止那种把实证性、无我性、客观性和形式化等当作科学的唯一标志，进而对人文学科做出不是科学的结论的做法。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在总结了前人对科学的认识的基础上，对科学有了一个理性的思考：“每一种学说，如果它可以成为一个系统，即成为一个按照原则而整理好的知识整体的话，就叫作科学。”①从这一规定可以引发我们关于科学的基本看法：第一，科学是一个知识系统；第二，这个知识系统是“完整的”，所谓“完整”指的是表述这个知识系统的概念之间有内在的逻辑性，是自恰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第三，这个知识系统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按照这个关于科学的定义看，把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科作为科学是成立的。人文学科的知识言说遵循人类思维的一般路径，是科学的，不是主观随意的。承认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科学性，这只是就文学理论作为知识系统的特点而言的，并不意味着要把文学理论建设成如物理学、生物学一样的自然科学，或者按照自然科学的学科规训来约束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例如实证的方法论取向、无我的研究态度、纯然事实的判断、形式化的结论或普遍性的规律等。上述自然科学的研究旨趣在根本上是不适合文学理论研究的。当文学理论按照“工具理性”朝着“严格意义的科学”(胡塞尔)目标来建设的时候，当文学理论自觉抵制价值判断而把文学的“本质”、“意蕴”、“诗性”、“审美”等处理成“事实”来陈述的时候，文学理论的死亡也就到来。实践证明，把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从价值论的论域中分离出来，这种设想和做法是行不通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过程需要科学的规范与引导，但不是科学主义的规训与僭越。以更为开阔的文化视角说，文学理论之所以作为科学，不是仅工具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作为精神意义上的科学而言的。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和宽容的激励等，不仅是自然科学标举的精神，也是人文学科标举的精神。 文学理论作为科学，在知识学属性上有自己的特点。也就是说，文学理论的知识特点有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第一，文学理论的对象——文学事实(文学活动、文学作品、艺术家等)，是具有鲜明人文特点的存在，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物理现象，而是充满灵性的生命现象。“文学事实”成为文学理论的对象，是理论的一种积极发现和建构，这个特点决定了文学理论知识的价值正当性。第二，文学理论知识本质上不是由实证或实验得来的，实验、实证主要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使用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得出可验证的或可证明的结论，进而形成普遍有效性的知识。文学理论当然也可以采取实证或实验的方法，例如对文学的文献学研究、考古学研究以及结构的研究，对文学的统计学研究、地域学研究、形态学研究等，均可以借鉴实验、实证的方法，只要这些方法不与文学理论的目标相违背。但是，文学理论知识本质上是研究主体借助特定研究方法而对研究对象的一种添加。文学理论在知识学属性上强调回到内心经验，强调阅读、体验、分析、综合、思辨等，来获得对文学的认知与理解。一味强调实验或实证，是与文学特征和文学精神不相适应的，会破坏文学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完整性、全息性。第三，文学理论知识不追求某种普遍法则的建立，不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学的问题，相反，它格外强调自身的知识学局限，强调一种理论只有在某种特定语境下才可以获得“实践的旨趣”。这正如韦勒克所言：“物理学的最高成就可以见诸一些普遍法则的建立，如电和热、引力和光等公式。但没有任何的普遍法则可以用来达到文学研究的目的，越是普遍就越是抽象，也就越显得大而无当，空空如也，那不为我们所理解的具体艺术作品也就越多。”[24](P5) 在澄清了科学性的误解之后，我们强调，科学性是文学理论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根据。一门“知识”或“学问”如何能够在众多的知识或学问当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确立自己的合法性根据，科学性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因为只有“科学的”知识或学问，才是人类可以信赖和拥有的真实的知识或学问，历史上，“科学”本来就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是知识，知识是科学，强调的是科学与知识的不可分割性。没有科学品格的所谓文学理论知识，其解释功能是大可怀疑的。也许有人会问，古代文论从来没有科学性的概念，不是也解释了古代的文学和艺术吗？古代文论的合法性难道也要建立在科学性的标准上吗？这种质疑是有合理性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古代文论是否使用了“科学性”的概念，或者按照“科学性”的标准组织自身的理论体系，而在于这种理论在发挥解释功能的时候是否体现出作为现代意识的科学性的内涵。不容否认，“科学”、“科学性”的概念是西方的，引入“科学”、“科学性”的概念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比较的层面用科学、科学性的标准讨论中西文论，常常是不得要领的，中国古代文论自有一套话语体系。但是，透过表层的矛盾，我们不是常常会发现古代文论内部那由“实质体系”所折射出来的在话语方式上的“科学性”吗？谁能说这个古代文论体系是由一堆经验式的感悟、零散的只言片语构成的呢？科学性，在古代文论那里表现为解释的内在逻辑性和规范性。只是，这种内在的逻辑性和规范性早就超越了科学主义的范式，而体现出“诗性”的特点。当今学术界热议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把古代文论的精神能量释放出来，并通过科学的方式(也就是概念的、逻辑的和分析的方式)使之成为今人可以接受的对象，进而成为当代文论建设的思想资源。没有科学性的阐释和转换，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文学理论需要有一个科学性的维度来制衡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当今文学理论的种种危机固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然而科学性的匮乏无疑是一个深层的原因。我们的文学理论太习惯于印象式、经验式地表达了，也太习惯于没有节制的叙述了。结果是文学理论成了个人文学观念、文学观点的试验场，成了高度主观化的“不可靠的知识”。它固然带来了文学理论知识讲述的多样化，但也制造了文学理论知识共同体不同话语之间的龃龉、隔膜以及共识的难以达成。文学理论陷入“解释的焦虑”中，导致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因此，文学理论要强化自身的合法性身份，科学性建设是一个基本的维度。在这里尤其要防止那种不对“科学性”内涵作具体分析而想当然地拒绝科学性的做法，特别是那种以某种偏执化的人文热情，通过片面强调文学理论的人文学科特性、人文品格等来抵制文学理论科学性诉求的做法。 在今天这个时代，重申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还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正处在一个商业文化高度发达和膨胀的时期，商业文化的一般逻辑正在腐蚀着作为精神文化生产的人文学术领域，各种急功近利、市侩主义的文化因素使研究本身的意义变得晦暗不明。当理论研究被商业化的时尚、大众文化牵着鼻子走的时候，或者当这种理论听任集团利益的摆布而缺乏对自身可能性反思的时候，重申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可以使我们多一份清醒和自觉的意识，多一份“怀疑”的眼光，也多一份为研究对象本身而献身的情怀。科学性可以使文学理论摆脱干扰，回归自身。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性与人文性其实具有同一意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