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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价值选择作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一个带有根基性的问题，一方面源于“全球化”与“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对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所形成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源于话语自身所具有的定义世界、形塑现实及陈述意义和价值生成的内在功能。从中西方文论话语生产的实际看，以真理性话语、即经典学科思想与理论观念的生产为核心，构建民族语言特有的意义生成方式，确立一种具有主导价值形态的话语概念或范畴，是其价值选择的规律性所在。就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建设而言，注重哲学观念与审美意识的生产已成为其价值选择的内涵之一，而中国文论实现价值选择的基本思路是，在立足现实、回归文本，进行多元思想的深度综合的基础上重建具有中国精神与民族价值根基的文论话语形态，是其价值选择的重心所在。 关 键 词：价值选择/话语生产/文学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创新研究”(12BZW005)。 作者简介：唐臻娜(1978- )，女，陕西汉中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李西建(1955- )，男，陕西大荔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当代文艺理论研究 在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探讨中，从价值取向及选择的角度思考这一命题极为重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自20世纪中叶后，人类文化与审美观念的内在转型与变化，深刻影响了人文学科的知识构型与话语生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价值规范与价值危机现象的大面积滋生，使人文学科知识生产中的价值选择问题日渐凸显；另一方面，从中外文学理论构成的知识谱系看，价值向度的存在与选择，无疑在文学理论的话语生产中产生过奠基性与主导性的作用。“归根结底，文化是受价值引导的体系。文化满足的不是躯体的需要，而是价值标准的需要。价值标准决定文化实体内人们对理性、情感体验的深刻意义，想象的丰富和信仰的深度的需求。……我们需要根据在一个灵活和动态的社会系统中个人实现的规范，对我们的文化价值标准重新定向”[1]。这正是本文从价值选择角度思考文学理论话语生产的目的所在。 什么是价值，文学理论的话语生产何以依赖价值选择，这是需要阐释并解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依据马克思“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一思想，从“需要”与“意义”的角度看，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即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一定需要[2]，或者说价值是表征并反思人的所有需要与目的的普遍概念[3]。它启示我们，文学理论之所以需要价值选择，根本在于人类生存境遇的变化对人文知识生产所提出的时代要求，以及确立一种有意义的存在的内在需要。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受到“全球化”和“后理论”两大语境的制约，进而影响了其话语的内在生成。全球化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与状态，虽然在内容上有实现政治“统一化”、经济“一体化”及文化“同质化”的特征，但就其本质看，却表现为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是交往开放与文化资源共享的日趋扩大，增强了不同文化价值与观念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另一方面，则是强势文化国家利用其在文化传播上的优势，扩张文化主导地位，形成弱势文化国家的文化主权危机。它对文学理论话语生产形成的影响是，理论的全球性旅行，弱势文化国家追随和移植异质文化观念与话语，造成本土文化价值坐标的位移以及理论话语建设的弱化。客观而论，文化与价值上的全球化及文化霸权思想的输出与传播，必然会受到不同民族文化体的排斥与抵制，由此产生一定的文化冲突与对抗。然而，重要的不在于情绪性的抵抗与防范，而在于如何确定我们应对的态度及价值选择的基点与策略。面对全球化强有力的扩张与影响，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潮流，在接受与认同全球化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更多进行适合本民族文化实际的价值选择与建构极为重要。近期以来，中国文论界所进行的对现代西方文论问题的反思性梳理，对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深入探究，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形态和理论的系统研究，以及对中国文论知识生产与创新问题的深度思考等，均体现出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后理论”作为新世纪人文学科知识生产面临的一个重要语境，伊格尔顿虽称之为“理论的终结”与文化研究黄金时代的消失，但真实意图不是指理论的终结，不是对理论的抵制，也不意味着后理论时代的到来。而是理论的“反思”或“重新思考”，让理论成为行使反思性功能的重要形式；或者是“理论热”的消退，让理论平心静气回归思考与辨析，通过返回经典，深化实践；或者是告别“大理论”，回到“多元理论”与“小理论”等等，它富有建设性地提出了文学理论未来的多元走向，其实质仍然是扩展和延续人文学科的文化担当与使命，让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政治批评”的品质，能够更加紧密的与人的提升、文化价值的建构及社会审美意识的培养结合起来，发挥理论应具有的更大的责任与更深刻的文化建设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全球化”和“后理论”时代呈现出文化相对主义、价值多元及解构传统精神等状况，客观造成了文化价值生产及选择方面的无序与混乱。如杰姆逊所言，全球化的真正核心是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的一切东西。现在，这种恐惧确实弥漫在两个范畴之中：一方面，这明显是经济支配和本地文化工业被美国文化工业取代的后果；同时，这种恐惧更深层的方面在于社会，而文化现在被视为唯一的症候。换句话说，这种恐惧是，特定种族—民族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标准化的过程中将遭到破坏。也诚如全球化研究专家罗伯逊所总结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性危险的社会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断地面对多项选择，我们做出选择，却没有坚定的准则和传统价值，没有权威的可资信任的可靠中介。”这无疑是在郑重地告诫人们，价值相对主义及自我主义的随性选择，已造成文化发展的种种窘境与误区，导致当代社会价值的无根与漂浮状态。因此，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实际看，强调价值选择与思想生产所具有的优先性极为必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论的广泛借鉴与吸收大大拓展了研究空间，也同时形成了学科知识生产中过度的移植化与意义危机。有学者指出，跨时空拼凑，以及文学理论知识的历史性与民族性的丧失，是我国文学理论的一大弊端。它之所以无法组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知识体系，就在于完全切断了中外古今文学理论的整体性与它得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如此快捷地使用西方文论的种种批评模式，却难于形成自己的话语构型，其症结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长期处于“无根”状态，这是由价值选择的缺失所导致。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人文阐释的学科，在其话语形态的生成与建构中，确立完善而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学科思想与观念异常重要。因为它决定文学理论的存在根基与发展方向，构成学科的意义世界，并从根本上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阐释提供思想资源。依照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的理解，话语途径或话语方法是构成主义的，它“感兴趣的是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生产有意义的陈述和合规范的话语的各种规则和实践”[4]，这就是说，从话语生成的角度看，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是话语的选择及命名建构和赋予了事物特定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植根于特定的语境和历史之中，包含了许多实践性和意指性的因素。在《话语的秩序》和《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同样把“话语”定义为以“陈述”或“已言说的事物”为参照系，而陈述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事物，它维系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语境，同时又具有重复能力。福柯所说的话语生成，其主旨在于确认任何陈述都是一种“话语构成体”，它定义世界和形塑现实，知识和意义都是在话语中被生产、建构出来的。人文学科的话语构型，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与真理的生产，按照福柯的理解，“真理是指一整套有关话语的生产、规律、分布、流通和作用的有规则的程序”[5]。真理作为一种规范的知识话语，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恪守权力制度特定的规范，承载着种种权力形式的需求，从而在话语构型与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范导与核心的作用。作为人文学科属性的文学理论，其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和真理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它所关注的对象为存在的状况与其所体现的信仰、价值和范畴看，话语就是言语或书写，“它们构成了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构成了对经验的组织或再现，构成了用以再现经验及其变化语境的语码。毋宁说，话语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把这些信仰、价值和范畴或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强加给话语的参与者，而不给他们有其他选择。话语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一个网络，与意识形态一样，话语致力于使现状合法化。”[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