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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是文学理论话语生成的原点与基础，它以语言的方式凝结人类的存在境况，与其他文化文本相比呈现出无比广阔的阐释性内涵。阐释学作为“与文本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它在艺术经验领域的展开，并不是其哲学方法在艺术领域中的简单应用，而是以整个人类经验世界为对象的阐释学的必然指涉论域，它所关切的是人类生存意义的价值指归及人类心灵世界的真实存在方式。因而，阐释这一概念的直接指向是，文本结构中生存主体的心灵精神在历史的无限进程和现时生存中的形象化呈现。迄今为止，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具有典范意义的理论成果，大多是通过对文本分析所获得的，尤其是对人类文学中早期经典文本的分析。如20世纪初英国“剑桥学派”对西方文学源头神话文本的分析，加拿大批评家弗菜对古希腊神话和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形态的分析，美国批评家维里克对叶芝、艾略特、劳伦斯和乔伊斯作品的解读，詹姆逊对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化”和艺术文本的分析等；还有20世纪早期，以周作人、茅盾等为代表用文化阐释的方法对中国古神话文本的研究，30年代后，闻一多、郑振铎、郭沫若等一批文学史家，用人类学阐释的方法对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的解读与分析，均显示出对回归文本的高度重视。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范式”创造的特征之一，就是以“文本”为中心提炼与生成一系列“话语”范畴。如作为对作品本体论理解的文学性、陌生化的概念，作为对作者理解的非个人化、反意图论、作者之死等概念，作为对文学语言理解的隐喻与隐喻、含混、反讽、张力等概念，作为对文学史观念理解的“审美规范与文学史”、透视主义与文学史、互文性等大量概念的提出，充分说明了回归文本不只是一个形式审美的问题，也不只是关联文学作品的语言、材料、结构等因素，甚至关联符号学、语言学的内容。更重要的还在于，文本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属性的审美空间，它构成了文学的特性与秘密所在，是文学理论话语生产依赖的基础与根据。 多元思想的深度综合，作为文学理论话语生产的核心价值取向，不仅由文学现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所决定，也源于当代社会与人文学科生存语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所谓多元思想的深度综合，既指思维形态与方法论层面的广泛吸收与借鉴，也包含理论形态与思想向度方面的深入融合与会通。博采不同民族文论有益的价值资源与成分，在一种新的理论基点上进行创造性构建，是文学理论话语生产走向成熟的必要环节。只有解决文学理论在价值取向方面的主导性认同，才能找到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正确途径。结合中国文论现代以来的发展经验看，在广泛借鉴与吸收西方文论丰富的价值资源，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重建具有中国精神与中国价值根基的话语形态，是文学理论价值选择的重心所在，它既包括与民族身份认同相关联的民族思想根基与价值系统的构建(这是形成中国文论话语系统的前提和基础)；也包括中国文论知识形态自主性与完整性的确立，其中不仅需要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更需要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成与建设。 在对民族思想根基与当代价值重构的探讨中，有学者认为，立足于“发现东方”是中国学者的使命。“发现东方”就是发现中国文化中有生命血脉的东西，使其变成我们民族活生生的精神。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都奉行文化“拿来”主义，只有自觉的文明形态才会在拿来的同时考虑文化输出问题——知识型输出、文化性输出、当代性输出。全球化语境中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播和输出有三个重要维度；总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更新观念对当代性文化正负面效应加以批评总结；清理当代文化大师的理论与实践。将这些思想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艺术形式，输出中国现代思想家学者的思想，从而使世界真正在价值对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化与思想含蕴[16]。这无疑也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生产需坚持的价值选择。事实上，在中国文论知识形态的形成中，传统哲学及其思想价值与中国文论有特别的亲缘关系，是构建中国文论内核和精神的重要文化基因与资源。中国是一个最富有诗学精神和诗学传统的国度，以诗性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文论话语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论把诗性精神与人的感性生命形态相结合，形成独特的诗性智慧风貌，使中国传统文论呈现出诗性精神与诗性文化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多地把传统美学与文论视作一种珍贵的、可以被激活的思想及精神遗产，在面向新的文学精神与审美价值的生成中，它们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力量，带有思想创造的根本性与方向性，值得深入地开掘、发现和传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