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外文论知识谱系的构成看，价值选择在文学理论的话语生成中产生过奠基与主导性的作用，这就是福柯所讲的，“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7]，真理话语的形成体现了知识生产的目的与价值。真理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知识话语，其规范性贯穿在知识话语运作的全过程，体现在其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其目的在于使话语具有公理与常理的性质，从而逐渐成为一种经典与权威的话语。人文学科话语生产中的价值选择，正是以真理性话语——即观念或思想的生产为标志，以至逐渐建构知识话语系统的内在规则与权威性，中外文学理论知识话语的生产大抵如此.有学者指出“话语之为话语的本质，不仅在于其话语的外壳，更在于其有一定的意义背景和价值基础。离开了这个背景和基础，话语就死了，传统就变成与人的生命和艺术无关的故纸堆……因此，重新找到我们民族语言特有的意义生成方式，将成为传统话语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里所谓的精神，不是指固定的价值信仰体系，而是指生生不息的意义创构活动。从这种观点来看，一切概念、范畴和术语都是特定学术话语体系的外在形态，而其言说方式、意义生成方式才是它的根本[8]。 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构成规则为例，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它积累了一整套独特的概念、范畴，民族的思维特点和理论形态集中体现在这些范畴及体系之中。如传统文论中的道、气、中和、阴阳、虚静、象、言、意、形神、性情、文质、通变、自然、才性、境界等范畴，它们既是传统书画、音乐、舞蹈等所要追寻的终极价值目标，有的甚至还是中医、气功基础理论之出发点和最高境界的奥妙之所在[9]。传统文论概念、范畴的创造虽然广泛多样，形成了内涵丰富的范畴群，但其生产的规律性却是颇为明显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传统文论概念范畴的产生与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概念、范畴中导引出来的，早期中国文化与哲学的人文价值取向对这些概念、范畴的产生、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土壤，“这是因为在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发轫时期，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与文艺批评方法与他们的文化、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原则是浑然一体的，影响所及，自然形成了传统文论及其范畴与传统文化、哲学及其范畴相互渗透，互相交融的特点。”[9]再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有学者在分析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本质时认为，国内对范畴规律的探讨大体上不外以下四种：以“和谐”为逻辑起点，认为它是“元范畴”、“总范畴”；以“意境”为逻辑起点，认为只有它才体现中国艺术本质，故应居“中心范畴”地位；以“味”为基础范畴，理由是“味”为联系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重要纽带，理应作为构建中国古代美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它既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逻辑起点，又是它的归宿或落脚点”；以“道”为逻辑起点与元范畴，原因在于中国美学以“道”为源，求“道”，表现“道”而又归于“道”[9]。在我们看来，将“道”范畴作为古代文论或美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较为符合中国古代文论知识生产的实际，因为“道”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创造的元范畴与最高境界。这不仅由于“道”范畴在义理上的抽象性、统摄性及衍生性，也在于“道”范畴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思维特征以及对中国传统文论诸多范畴产生的深刻影响。 “道”作为中国文化价值理性的总命名，给古代中国社会与人的生存提供了超越性的根据及价值意义的根基。“原道”观念是传统中国一切学术思想之圭臬，体现为以叩问深究“天人之际”、“性与天命”为思理目标，传统文论和美学在这一点上也毫不例外。如作为传统文伦正统的儒家文论高度重视“礼乐”、“仁义”、“忠恕”、“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个体人格的自我修炼及完善，重视文艺的伦理教化功能，教化说、美刺说、诗可以怨、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等，诸观念和观点之所以能够占据传统文论的显赫位置，与儒家文论推崇人道或仁道不无关系；道家文论在人生哲学方面所主张的虚静其心，摆脱声色名利、礼教人伦的世俗束缚，崇尚精神世界的逍遥之游，以及文论观念上依据的“自然而然”、“得意而妄言”、“法天归真”等，极大地发展了传统文论知识系统中的审美价值话语，诸如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关联的“气”、“神”、“象”、“意”、“境”、“通变”、“神思”、“虚静”等。由此可见，“道”作为中国传统文论的元范畴，代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其衍生性与辐射力既依据于天—地—人的系统结构，又包含了气—人—文或物—心—文等不同生成模式，体现出由源到流、由体到用、由实到虚等丰富内涵。方东美在《中国形而上学中宇宙与个人》一文中指出：“职是之故，中国哲学上一切思想观念，无不以此类通贯之；当其观照万物也，无不自其丰富性与充实性之全貌着眼，故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而不落于抽象与空疏。宇宙万象，赜然纷呈，然克就吾人体验所得，发现处处皆有机体统一之迹象可寻，诸如本体之统一，存在之统一，生命之统一，乃至价值之统一……进而言之，此类披纷杂陈之统一体系，抑又感应交织，重重无尽，如光之相网，如水之浸润，相与洽而俱化，形成一在本质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之广大和谐系统。”[10]依此来看，古代文论之所以能形成旁通统贯之广大和谐系统，皆在于本体、存在、生命乃至价值之统一。这价值正是包容着人的生命形态的‘道’的精神与境界。”中国人通过艺术体味人生，成就至高的哲学智慧，艺术精神和审美态度成为哲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哲学之生命精神必然会延伸到艺术，甚至在艺术之中才能充分体现这种精神[11]。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范畴的生产，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创造的内在特点与规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