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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与哲学的内在联系由来已久，它不仅存在于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美学这一悠久的文化传统中，也存在于现代哲学与文化的深刻变革之中，从而成为西方文论在不同时期话语创造依赖的基本价值取向。亚里士多德曾讲过：“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因为诗道出了“有普遍的事。”黑格尔指出：“艺术作品所处的地位是介于直接的感性事物与观念性的思想之间。”因此，艺术不仅不是空洞的显现(外形)，而且比起日常现实世界反而是更高的实在，更真实的客观存在[12]。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从根本上说就是揭示真理，是一种对此在的昭示和创建。雅斯贝尔斯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形而上学的命题。他认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研究”，真理的探索最初是由艺术和宗教的原始直观而实现的，这种直观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真理语言”。如上论述说明，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表现为美和真两种价值要素间的相互依存与渗透，而作为更具形而上品质的文学理论活动，同样需要哲学观念与方法的指导，以透过扑朔迷离的文艺现象达到对某种深邃的东西的探询与把握。作为传统人文价值思想的体现，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对古典文论观念与话语的创造，产生过重要的奠基性与规导性作用。 美国哲学家提吉拉在论及现代西方美学的发展时指出，较之于传统美学，现代美学有三个明显的转向，转向艺术，转向人的独创性，转向人类境况[13]。毫无疑问，这个概括深刻揭示了现代西方文论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尤其是转向人类境况的观点，深刻显示了20世纪西方文论以存在为核心的基本价值取向。正是由于对人类普遍生存境况的高度关怀与自觉，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视与关切，才形成了以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为基点，自觉建构富有时代特征的思想观念与理论形态。如代表人本主义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文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批评理论、现象学—存在主义文论、实证—分析与形式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文化研究与批评理论等，无不显示出以人的存在的思考为理论构成的基本价值取向。伊格尔顿曾指出，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历史的一部分。从雪莱到诺曼·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就与种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的确，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就有权作为理智探究的一个对象，还不如说它是有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因为，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情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会涉及种种更深广的信念，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的种种问题、对于过去历史的种种解释、对于现在的种种理解和对于未来的种种瞻望有关的信念……而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4]。 就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建设而言，其价值选择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进行价值选择，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并科学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学理维度看，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人文性理论阐释的学科，其知识形态的构成，虽然包含思想观念、学科理论及批评范式多元向度，但从本质看，作为精神文化领域中的一个子系统，哲学观念与审美意识的生产构成文学理论的存在根基，并为理论与批评活动的展开提供思想资源。在人类知识领域内，决定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的东西仍是哲学的观念与意识，只有哲学在根本上可跨越学科的知识领域，以发现和弥补各学科的知识形态对存在的分离。哲学是一种意义的幽灵，它总是追寻方向和境界，并通过对知、行过程的普遍规范，不断引导人类的知识生产走向真、善、美的统一。由此看来，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以人文阐释为特征的知识形态，其价值选择的内涵在于守持人文学科的基本职能，适应时代变革与文学艺术发展的需要，在真理探寻与意义建构方面不断走向更高的境界。由于文学理论所直面的对象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它蕴涵着人们独特的精神追求与意义探索，这种独特性就为文学理论话语生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意义空间。作为阐释的文学理论绝不只是一种对事物客观性的自然还原与描述，而是要参与到价值与意义的建构之中。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原本是以“人生论”、“境界论”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更强调理论与批评对人生价值的积极建构作用。 文学理论审美价值取向的确立，是由它的研究对象文学的特殊审美属性决定的。从实践的角度看，审美意识渗透于艺术与人的生活的多个方面，与其他价值相比，审美价值突出表现为是一种以人自身为目的，以人的和谐而全面地发展为理想，以立足人的本身的自由生命创造为旨归的价值形态。人类审美实践与人类的任何活动一样，均根源于人的需要，据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命活动的自觉追求。正像人类的历史不断趋向文明史一样，人类的文化及艺术创造必然趋向美的领域。人类审美史的发展表明，审美实践及其价值生产，是对人类整体文化与精神结构发展的有效补充，它符合人类生活与人的存在的某种本质的必要性，人类产生审美价值选择的根本动机，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精神发展需要，是人类力图超越自然生命，追求精神发展而产生的有效性手段。它对人类最深刻的意义，表现在能内在地促进个体人格的完善，并使其精神和行为不断地从日常功制性、工具性的限定与束缚中解放出来，升华到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由此来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的审美价值选择，是指从美的规律生产的角度对艺术与人生的理解与透视，它不仅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内容，透露出善与爱的信息，教人不懈地向诗意的生存状态努力，从美的角度建设自身的生活，努力完善存在的意义。而且它还特别注重以审美价值为尺度，积极建构完整的艺术观念与意识，从根本上解决艺术生产的价值取向，促使艺术生产者的趣味追求、人格取向及情感态度趋向美的境界，以发挥审美价值对理论生产的引导作用。 如何认识并重构当代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近年来文论界虽然提出过“综合创造”与“多元融合”等多种解决方案，并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中国文论建设的关键所在。然而，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过度移植化，理论脱离批评及文学创作的实际看，优先解决知识生产中带有方向性的价值选择问题，似乎更具针对性且符合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规律，据此，我们提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在价值取向方面的基本思路是：在立足现实，回归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多元思想的深度综合。 从学理上说，文学理论知识构型中任何思想观念或话语的提出与生成，均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与时代条件，依赖与人的生存相关的文化场域与语境。只有保持研究场域的开放性，不断提出并回答文学现实情境中生成的问题，而不是固守一成不变的思想与经验，设定某种永恒的命题，才能激活文学理论的话语创造。20世纪的西方文论之所以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并且能够呈现出如此丰富的知识图景，从根本上源于其观念生产对文学现实情境的关注与介入。它从不预设一种永恒不变的学科真理，反对建立一种普遍的学科知识的话语，强调理论观念的生产永远处在移动与变化的过程之中，通过面向与关注人的存在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从而提出时代发展中与文学经验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的形成，除了“政治的”、“意识形态批评”等因素外，关键还在于它能立足现实对时代问题做出深刻地把握。像卢卡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的忧虑和批判，阿多诺批判文化工业、坚持艺术与美学的救赎功能，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社会的批判和致力于审美“新感性”的建立，伊格尔顿对文学的意识形态生产性的强调以及所提出的“政治批评”的实践原则，詹姆逊在后现代文化转向视域下研究后现代文化现实的理论与方法等。诚如塞尔登所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将会永远发现自己概念的历史渊源，永远不会让概念僵化，对现实的压力无动于衷。我们永远不能超越主体在时间中的存在，但我们能够打碎我们观念的硬壳，进入对现实本身一个更加生动的领会之中”[15]。这正是文学理论的话语生产应立足现实的内在依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