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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认知与评价 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要处理认知与评价的问题。认知，属于认识论讨论的问题。认识论主要研究认识的来源、认识的方式和认识的机制。理论研究离不开认知，认知包括对于对象的事实性认知和对象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的认知，也就是价值性认知。认知，发生于主客体的关联之中，因此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认知从发生之际就包含着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在历史学领域，有人把历史认知划分为两大层面：首先，是对“史实”或“史料”的认知或认定；其次，是对这些“史实”或“史料”的理解与诠释。实际上，这两个方面难以分开，不过是各有侧重罢了。 文学研究中的认知更为复杂。一般说来，对于文学存在的基本状况的认知，例如文学诞生的年代、文学诞生年代与作品的关系、文学文本与此前文本之间的关联、作家的生活阅历以及阅读实践对于文学修养的养成、文学修辞技巧的使用、文学精神价值的基本指向等的认知，通过依靠常规的理性思维即可完成。但是，对于文学存在的深层(即意蕴层)认知，则不仅需要调动理性的思维，更需要调动起想象、情感、体验、理解等心理形式，以求得认知向体验的转化。文学认知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客观呈现文学存在的特征，而在于诉诸心灵、获得意义，以体验的方式实现对文学的理解，并在这种理解中获得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文学的认知充满不确定、非理性因素，是高度主观化、心灵化和体验化的。文学认知通向文学知识的建立，但文学知识不是关于文学真假的判断，也不应该是关于文学的普遍结论——如本质和规律等的建立，而是为通向新的文学认知提供“经验”。 评价是在认知基础上的意义生成的活动。对于文学的优劣、好坏，文学境界的高低，文学对可能世界的拓展以及文学在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意义等的“定性”，主要是通过文学评价机制来实现的。比起文学认知，文学评价更为复杂。既要评价，又要避免过度介入，防止狭隘的个人趣味和好恶干扰判断，研究者必得有丰富的文学阅历，有深刻细腻的文学感悟力，还得有跨文化的眼光，有能力在与“他者”的对话中保持敞开的姿态。评价，不仅受制于个体的身份、趣味、知识、眼光，还与评价者置于何种文化语境密切相关。评价的差异性，实质是评价者隶属于特定文化语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性。美国学者杰吉列斯谈道：“在当今世界主要的几个文学体系中，并不存在共同的文学价值观。”[20](P8)也就是说，隶属于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文学评价的差异始终是存在的，并不存在一致的文学价值观。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由文学评价的差异和冲突所带来的文化冲突是经常发生的，需要破除“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平等的心态参与跨文化格局的文化讨论，建立起协商机制，实现评价的可磋商性。 尽管认知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评价，但毕竟认知和评价还是有区别的，并在理论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认知的目的在于寻求对文学的本然理解，力求客观地回答“文学事实”的实际状况。为实现这一目标，研究者应该力避主体的干扰，保持“无我”的心态。我们强调，客观的、理性的文学认知是文学评价的前提和基础，是保证文学评价合法性的关键。那种无所顾忌、直抒胸臆式的文学评价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因为在这种评价里，除了让我们感受到评价者缺乏基本学术训练的鲁莽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了。 评价的另一种实现方式，是作者把评价渗透在文学事实的陈述中，作者在文学事实的陈述中不期然表达出对于文学的价值关切。文学材料的选择、文学事实的架构、理论运思的展开等过程，无不渗透着文学评价。研究者不会随机选择那些芜杂的、零碎的文学材料，而总是选择那些触动了心思、引发了关切、意识到了意义的“文学事实”作为研究对象。文学理论知识的推进，常常表现在由于某种观念的引入而导致对某种“文学事实”的重新“发现”、重新组织和重新叙述等方面，例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鲁、茅地位的变动以及沈从文、张爱玲、金庸等自由主义作家进入文学史，这本身就是文学评价发挥作用的结果。美国学者在谈到媒体的非中立性特点时说，媒体并不是一个中性的传输器，也体现某种价值观。媒体价值观的体现是通过“架构”某些事实而藏匿某些事实来实现的。这个观点同样适合说明文学研究中的评价问题。 评价的不可避免性，还体现在研究者在叙述事实时使用的陈述方面。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具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话语是知识的载体和工具，话语的原意是指进行理性思想的能力，又指交流这种思想的手段，前者是形成思想的条件，后者是表达思想的媒介；其次，话语的真理性不仅在于它说什么，而且还在于它怎样说，换言之，话语是否被接受为真理，不仅与它的内容有关，而且还与话语使用者的意向有关；最后，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系，所谓话语，归根结底就是说话的权利，也就是具有自称为意义的权力。话语既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力形式，又是权力争夺的对象，一种权力如果争夺不到话语，它便不再是权力。话语的作用就是使人实际上不能在话语之外进行思想。如此说来，理论研究中“话语”所展开的就不是一个静止的场域，而是充满着权力的角逐和较量。 重要的不是抵制或掩饰这种评价，而是要恰当认识评价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意义。没有评价，所谓认知就会失去动力，文学理论知识就会零散而不成系统。美国哲学家R.尼布尔认为：“历史编纂学需要靠意义体系来赋予它逻辑的连贯性，这种逻辑的连贯性又恰恰包含在这些‘评价’之中。把‘评价’取消，结果历史就只剩下重大事件的日期。历史事件正是依靠在哲学上使人困惑的‘评价’取得逻辑的连贯性。”[21](P1497)黑格尔更是把哲学史理解成“自由思想的活动”，他认为：“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Werden)，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的生成。”[22](P9-10)因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必然与我们对于它的概念密切地联系着。根据这概念可以决定那些对它是最重要最适合目的的材料，并且根据事变对于这概念的关系就可以选择那必须陈述的事实”。他嘲笑那种“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的历史观的“空洞”：“在那里面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得到，就是找不到我们所了解的哲学。”“我们并不缺乏卷帙繁多，甚至学问广博的哲学史，在这些哲学史里，他们所费力寻求的关于哲学实质的知识反而没有。这样的哲学史家有点像某些动物，他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和谐和性，却没有透进他们的头脑。”[22](P4) 认知与评价，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是彼此渗透的。理论研究要最大限度地调动起认知与评价各自的机能，在“是”与“应是”的张力关系中实现对文学世界的认知与对可能世界的守护。正如保罗·利科在《历史与真理》那部标志着现象学解释学复兴的伟大著作中所言：“怀疑主义拒绝寻求意义，而狂热崇拜则过早地给出意义。”[14](P10)我们在警惕怀疑主义否定给出意义可能性的同时，更要防止评价“过早地给出意义”的冲动，制衡那种未经检验的主观随意性，防止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所言“博学的无知”的错误。 关于我所讨论的诸神和万物， 没有人已清楚地知道，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 即使有人能使用最完美的语言， 他也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每个人都会遇到某种假象。[14](P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