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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到文学经典，抑或应对当下现实?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到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的转折中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推进了文学理论的批评化，其中的关节点在于文化研究。卡勒一再说明，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形态，而其实践性则是通过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等林林总总的批评形式和批评话语而得以实现的，因此“理论”又可以称作“批评理论”，甚至可以直接解作“批评”。这无疑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重大转折。它打破了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搭建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位一体的金字塔式的稳定结构，引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话题和研究取向，带有鲜明的后现代色彩。 卡勒的论述引起普遍震动和疑虑的，莫过于“‘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一说，此说对应着晚近以来文学的命运遭际，昭示了文学边缘化的困局。不过卡勒对此却不持悲观态度，在他看来，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意味着从“关于文学的理论”向“关于文化的理论”延伸，从“以文学为研究对象”向“以文化为研究对象”扩展，这一变化不应是消极的而是恰恰相反:一是文化研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更加有利于文学研究;二是林林总总的“理论”开拓了更多文学研究的途径和方法，给传统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使之较以往更加活跃、更有生气;三是“理论”的盛行不仅没有与文学经典争抢读者，相反却凭借种种另辟蹊径、别出心裁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为文学经典造成了更大影响、吸引了更多读者。 如上所述，在文学批评的两种解释模式中，卡勒是有所选择、有所偏重的，他所看重的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本位意识。在他看来，诗学模式更多是对客观的诗学规律和语言学规律的趋从和顺应，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总结的种种学理，主要是在验证、阐明这些语言学和诗学的规律，尽管其结论相对成熟、相对经典，但显得被动、退守，有失主体本位。而解释学模式则将被动顺应规律转变为主动建构规则，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本位意识。它致力于从文本出发去寻求更新、更好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不是没有根据的，其根据来自当下的现实场景、理论观念和实际效应，这是它的充足理由律。它可能不成熟，但在积极进取中透出凌厉的锐气;可能不尽如人意，但对于实际生活特别有用。尤其是它能够做到与时偕行而不断更新，从而拓展了文学批评的崭新空间:一是批评的实践性、行动性，二是批评的功能性、实效性，三是批评的当下性、现场感。正如卡勒所说:“在阅读方法中对历史和社会变迁的关注突显了解释是一种社会实践。”(29)然而人们对其搁置文学的取向又不无疑虑。 看来，还是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放在了今天的“批评理论”而前:是返回过去的文学经典呢，还是应对当下的现实问题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