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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文学作品重视程度的悬殊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非常重视文学作品对于文学理论的根本意义，这种根本意义从两个方而体现出来:其一，文学理论归根结底来自文学作品，其二，文学理论必须经得起文学作品的检验。该书写道:“显然，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学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问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常常带些先入为主的成见去阅读，但在我们有了更多的阅读文学作品的经验时，又常常改变和修正这些成见。” ⑩总之，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 卡勒则正好相反，他多次直言，“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它并不直接讨论文学作品。(11)他在《文学理论》一书中也很少对于具体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他所提出的“理论”越出了传统文学研究的边界，将触角伸向了广阔的文化研究和批评领域。但吊诡的是，“理论”的这一变动不仅没有降低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兴趣，相反地却极大地激发和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热情。卡勒指出，“理论”恰恰增强了传统文学经典的活力，开拓了更多解读文学经典的方法。以莎士比亚为例，“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人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用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的、历史的，以及解构主义的词汇去解读莎士比亚。”(12)可见文学理论转向“理论”、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恰恰推广了文学经典的阅读，扩大了文学经典的影响，而仅仅因循传统的文学理论却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 关于“理论”，卡勒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说“理论”更像是一种活动，一种参与或不参与的活动。(13)这就对于“理论”的活动性、行动性、实践性作出了认定。这一点可以从“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见出。卡勒说过，如果一定要说“理论”是什么，那么答案就是:“它能说明实践的意义，能创造和再现经验，能构建人类主体——简言之，它就像是最广义的文化。”还可以下一个更简明的定义:“文化研究是我们称为‘理论’的实践，简称就是理论。” (14)这一理解有其来源。众所周知，晚近的文化研究有两个来源:一是法国结构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系列实践，应该对这些实践的规则加以描述，例如罗兰·巴特的文化研究考察了各种文化实践，从高雅文化到通俗文化，并对其现象和规则进行解读;一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它致力于恢复战前的工人阶级文化并考量战后的工人阶级文化。在伯明翰学派看来，文化旨在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和价值，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15)可见文化不仅阐明艺术和学术的意义和价值，而且阐明制度和日常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其中的实践、创造和经验等。法国结构主义和伯明翰学派这种重实践、重行动的理论旨趣为后来的文化研究确立了一个参照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勒说:“文化研究就是探讨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文化力量的操纵，以及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或者用哪些方式使文化力量为其他目的服务，就像人们说的，发挥‘能动作用’。” (16) 进而言之，正因为文化研究从活动性、行动性、实践性的角度对文化予以关注，因此它有别于大学里的高雅文化研究。这就造成了如此局面：似乎认同文化研究就意味着抵制文学研究，从事文化研究就意味着弃绝经典作家。其实不必如此悲观，而应秉持更加积极的态度，将此变局理解为对于文学研究的拓宽和延长，如卡勒所言:“文化研究是我们简称为理论的实践——我认为这的确说得通——那么问题就不再是文化研究与理论的普遍关系，而是名目繁多的理论话语在研究某种特定文化实践时各自的优势和长处是什么。” (17)晚近流行的文化研究模式，譬如女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理论”话语，无不关联着特定的文化实践而各显身手、各擅胜场。 任何行动者、实践者，其动机总是与效果紧密联系的，卡勒亦然。他认为，“理论是根据它的实际效果定义的”，(18)它能够改变人们的观点，使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考虑他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如果以此来考量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二者的目的与效果，可知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常常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够成为一种对文化的介入，而不仅仅是一种对文化的描述。正是这种介入，使得文化研究者相信它的知识成果应该而且能够创造变化、改变现实。对此人们的评价可能龃龉不一，但文化研究较之文学研究更加激进则是显而易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