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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释模式的转变 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到卡勒的《文学理论》，解释模式的转变也显示了文学理论转向“理论”、文学理论批评化的大趋势。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在分析文学史的解释方法时，区分了相互对立的两种方法:一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它主张研究者必须设身处地体察古人的内心世界并接受他们的标准，竭力排除自己的先入之见，这是一种文学的“历史重建论”;一是“透视主义”的方法，它认为研究某一作品，就必须同样重视它在产生时代的价值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作品既是永恒的，又是历史的，既永久葆有某种特质，又经历了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它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可以相互比较，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在这两种方法中，韦勒克、沃伦明确支持后者而反对前者，他们认为，一件作品的意义，决不仅止于、也不等同于作者当时的创作意图，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作品有它独特的生命，它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以其作者及同时代人的看法来决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是历代无数读者的评论叠加的总和。而“历史重建论”宣称这整个累积过程与批评无关，读者只需探索原作在其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意义即可。韦勒克、沃伦认为这一说法不成立，理由在于，“我们在批评历代的作品时，根本不可能不以一个20世纪人的姿态出现:我们不可能忘却我们自己的语言会引起的各种联想和我们新近培植起来的态度和往昔给予我们的影响。我们不会变成荷马或乔叟时代的读者，也不可能充当古代雅典的狄俄尼索斯剧院或伦敦环球剧院的观众。想象性的历史重建，与实际形成过去的观点，是绝然不同的事。” (19) 虽然韦勒克、沃伦所辨析的“历史主义”或“透视主义”相互分歧、彼此对立，但在卡勒那里却悉归于“诗学模式”。卡勒指出，在文学研究中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基本区别，即诗学模式与解释学模式的歧异。诗学模式“以己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模式则“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20)简言之，这两种模式的研究路径恰好相反，前者是从作品的意义或效果出发去探讨这种意义或效果是如何达成的，而后者则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去寻求和发现新的意义、获得新的效果。举个例子，如果说《哈姆雷特》是“关于一位丹麦王子的故事”，那就是诗学模式的批评;但如果说《哈姆雷特》是“关于伊丽莎白时期社会秩序崩溃的写照”，那就是解释学模式的批评了。 卡勒对于解释学模式给予更多赞许。在他看来，解释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可能像理解一般日常话语的意义一样，不能指望它是一目了然的，意义是需要探讨的，这也就是为何晚近文学研究更重视解释学而不是诗学的原因。诗学的任务不在于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而在于对作品的效果进行解释，譬如解释为什么一种结尾比另外一种更成功，为什么在作品中一种比喻组合有意义，而另一种就没有任何意义。再有，读者是怎样理解文学作品的，何种程式使读者能像现在这样理解作品的意义。卡勒还认为，诗学模式旨在揭示读者在把握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时所需要的“文学能力”，它必须说明识别文学种类的标准或分类原则是什么，怎样识别情节、怎样从文本提供的细节中把人物勾画出来、怎样从文学作品中识别主题、怎样深入探讨揭晓作品意义的表征性解释，等等。 解释学模式通常被看作一种文学批评派别或一种理论研究方法，它往往会对一部作品到底是“关于什么的”这一意义层面的问题作出独到的回答，譬如《哈姆雷特》“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统一经验可能性的”(新批评主义)，“是关于恋母情结矛盾冲突的”(心理分析)，“是关于遏制颠覆力量的”(新历史主义)，“是关于性别关系不对称的”(女权主义)，“是关于文本自我解构本质的”(解构主义)，“是关于帝国主义的阻碍的”(后殖民主义)，“是关于异性恋根源的”(同性恋研究)，等等。不言而喻，上述括号中列举的种种“理论”最初并不是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但它们对于文化和社会特别重要。当然在这些“理论”中也不乏对于文学功能的解释，这也就使之带有了诗学的性质。总之，这些新颖独特、层出不穷的“理论”，使得某种类型的解读方法得以形成。其要义不在于得出什么答案，而在于如何得出答案。进而言之，这种解读是由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的，对于一部作品的解读就是对于这种“期待视野”所提问题的回答。譬如20世纪90年代的读者与莎士比亚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截然不同，而女权主义的读者与男性角度的读者的期待视野也迥然有异。无论哪个时代、何种情况，读者的期待视野总是与社会历史、实际生活相连，最终势必对作品作出歧义百出的解读。 然而这一情况正说明解释学模式的批评充满了活力。对于一部给定的作品没有必要谋求那种“绝对是关于什么”的答案，这种答案理应是相对的、多元的。这一判断基于两个事实，一是这类争论永无止境，二是任何判断都必须根据具体场景作出，这种具体场景是变化不定的。这种永无止境、永在变动的状况不正是激发批评活力的动力之源么？ 讨论至此，似乎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上来了:是什么决定作品的意义?有人认为是作者的意图决定意义，有人认为意义是文本中语言的产物，也有人认为作品的语境决定意义，还有人认为读者的经验就是作品的意义。那么，意图、文本、语境、读者，究竟是哪一个决定意义呢?意义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仅凭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单独决定的。卡勒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求一个总的原则或公式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说，意义是由语境决定的，因为语境包括了其他三种因素即作者意图、文本语言、读者经验的背景。不过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语境是没有限定的，它始终是变动不居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两句口诀:“意义由语境限定，但语境没有限定。” (21)这就对解释学模式的批评的特性作了非常简洁的界定。 总之，尽管韦勒克、沃伦对于“历史主义”与“透视主义”两种解释方法作了区分并有所弃取，但说到底还是主张回到文学作品及其意义本身，包括作品原先固有的意义和在之后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意义，因此二者均属卡勒所说“诗学模式”的范畴，仍停留在文学理论的传统解释方法上。与之相较，卡勒更加赞赏“解释学模式”，提倡批评与时俱进，更多关注与当下社会实践、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更新、更好的问题。不能说它们引起的变化都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但它开发了文学批评的社会潜能和现实价值，顺应当今文学创新、文化实践乃至社会发展的潮流，在今天当大有可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