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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到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出现了文学理论趋从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化的后现代倾向，突出了文学研究的实践性、功能性和当下性。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强调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各自的差异性和特异性，而卡勒《文学理论》则以“理论”反过来整合文学理论，将文学理论的贡献隐含于“理论”之中。卡勒概括了“理论”的四个特点，其中每一条都与批评形态的重建密切相关。这一变化造成了这两部《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重视程度的悬殊、解释模式的转变和阅读方法的差异，从而昭示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后现代转折。 关 键 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后现代转折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11AZW001)、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文化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PAPD)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教材呈现“井喷”之势，一项比较权威的调查报告显示，1980年至2006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出版的文学理论类教材约300种。①照此估算，至今总数应不下400种。披阅所及，其中每一本教材都乏对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清楚界说及其充分根据，很多问题都己成定论。现在之所以旧话重提，主要在于文学研究的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上，界说尚待推敲，以往认定的许多事情仍需重新考量。 一个值得注意的案例是，新时期以来国内翻译引进过两本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理论》教材: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初版于1949年)和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初版于1997年)。二书的问世相隔近半个世纪，时过境迁，二者的理念和主张己大相径庭，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文学理论趋从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化的后现代倾向，突出了文学研究的实践性、功能性和当下性，从而昭示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的后现代转折。 一、文学理论与“理论”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这三者的区分堪称经典，②其要点概述如下: 首先，该书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这三者的分工与职能作了明确界定:文学理论主要研究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主要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前者是一种共时的、静态的研究，后者是一种历时的、动态的研究。其次，虽然这三者各司其职，但它们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文学理论缺少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支撑，文学批评缺少文学理论或文学史的辅助，或者文学史缺少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规约，都是难以想象的。一方面，文学理论要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和成果作为基础，如果缺少这一基础，文学理论便将成为空中楼阁，它所总结的原理、规律、范畴等便将统统失去存在的依据;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也不能离开文学理论所提供的观念、方法、原则的规约，如果离开了这种规约，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便缺乏理论支撑和逻辑贯通，势必变成即兴式的感想和杂乱无章的材料的拼凑和堆砌。 再次，尽管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关系如此密切，但也不应将其混为一谈。由于研究对象的差异，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是存在着区别的。韦勒克在相关著作中写道:“我仍然以为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是存在着区别的”，“我们还是在与原理、范畴、技巧等有关的‘理论’和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的‘批评’之间保留一个有意义的区分吧，无论何时，似乎总有什么理由要引起对这种区分的注意。” ③ 总之，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上，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主分主异的。文学理论诉诸文学的原理、规律、标准等根本大法，而文学批评则诉诸文学作品本身，虽然文学理论需要得到文学批评的支撑，文学批评也需要接受文学理论的规约，但以上分析恰恰是以廓清学科界限、彰显专业特点为宗旨的。有论者指出，在新兴学科草创之时，“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④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的这一宗旨残留着学科草创阶段的某种痕迹，即强调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各自的差异性和特异性，藉此在众多新兴学科中谋求一席之地。 但是，到了乔纳森·卡勒，情况就不同了。卡勒在撰写《文学理论》这本“文学理论入门”书时，己置身于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文化研究勃然兴起，占据了人文学科的王座，文学研究则备受挤压而滑向边缘。文化研究最早脱胎于文学研究，如今一切颠倒过来了，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内部化蛹为蝶、破茧重生，最终消解了文学研究。这种反叛传统、凌越常规的取向与整个时代风尚的逆转一拍即合，蔚成了大化流行的后现代语境。置身其中，卡勒以新界和视角对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上建立的架构进行了质疑和拆解。 卡勒早在《论解构》(1983)中就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作过深入思考。引发思考的是英美批评界十分流行的一个观点，它将文学理论视为“仆人的仆人”，认为其职能在于辅佐批评家，而批评家的使命则是通过阐释经典来为文学服务。因此检验一种批评文字往往看它是否成功地提高了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而检验理论的成功与否，则往往看它是否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帮助批评家作出更好的阐释。换言之，文学理论属于“批评的批评”，处于远离文学作品对象的领域，它只有在有助于批评走上正道时，才是有用的。⑤卡勒明确指出，这一流行观点是新批评派的馈赠，是新批评派最值得纪念的理论工程，但他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卡勒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己有与日俱增的证据显示，文学理论的著作往往与一个尚未命名、姑且简称为“理论”的领域发生密切的联系。这个领域不是“文学理论”，因为其中许多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不直接讨论文学;它也不是时下所说的“哲学”，它不仅包括黑格尔、尼采、伽达默尔，而且包括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戈夫曼和拉康。它或许有种种称谓，但最简便的做法，就是直呼其为“理论”。卡勒提醒，这一新的文类显然是异质性的，它超越了以往的学科框架，对于旧有的学科边界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在很多方面令人刮目相看:“我们归入‘理论’的那些著作，都有本事化陌生为熟识，使读者用新的方式，来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行为和惯例。虽然它们可能依赖熟悉的阐发和论争技巧，但它们的力量……不是来自某个特定学科的既定程序，而是来自其重述中洞烛幽微的新见。” ⑥ 卡勒也将“理论”称为“批评理论”，这一称谓既显示文学理论在建构这一新的文类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又表明了这一新文类往往采用批评的形态。对于后一点，卡勒在《论解构》的“引言”中指出: 如果说，近年来批评论争的关注者和参战各方能有任何共同语言的话，那便是当代的批评理论，盘根错节，越见混乱了。过去，一度可以设想批评是一种单一的活动，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近年辩论的尖锐程度，所示的则是相反:构成批评领域的全是些竞新斗奇，互不相容的活动。甚至开列一连串名单—结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多元论、女权主义批评、符号学、精神分析批评、阐释学、对照批评，以及接受美学等等……⑦ 总之，卡勒“理论”概念的提出，是在晚近以来林林总总的批评形态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角，而文学理论大有被这些批评形态取而代之的背景下采取的一种文化策略，他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中不是主分主异，而是求合求同的，即大力肯定“理论”的作用，以“理论”反过来整合文学理论，而将文学理论的贡献隐含于“理论”之中。这种文学理论转向“理论”的局面正昭示了文学理论趋从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化的强劲趋势。 卡勒的《文学理论》对于上述思考和探索具有总结性质。该书第一章“理论是什么？”便开宗明义挑出了“理论”问题，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概括了“理论”的以下四个特点: 1.“理论”是跨学科的。它是一种超出原学科的作用的话语。 2.“理论”是分析和思辨的话语。它试图揭示所谓性、语言、文字、意义、主体等概念中包含了什么。 3.“理论”是对于常识的批判。它对那些被认为理应如此的观念作出批判。 4.“理论”具有反思性。它是关于思想的思想，它对于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形成的范畴提出质疑。⑧ 显而易见，在这四条当中每一条都与批评有关，或者说都与批评形态的重建密切相关:首先，“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它研究的往往是文学以外其他领域的著作，这些著作在语言、思想、历史或文化各方而所作的分析都为文学问题提供了更加新颖、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其次，“理论”特别有用，特别“接地气”，从高墙深院中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问题，都在它分析和思辨的范围之中，因此它所作出的论证或提出的观点，哪怕是并不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能从中获益。再次，“理论”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而它的批判锋芒和反思聚焦，主要指向人文学科的常识，诸如意义、作品、主体、经验的常识。卡勒曾说:“理论常常是常识性观点的好斗的批评家。” ⑨它对那些没有结论却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质疑，包括对于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前提或假设的质疑，比如:意义是什么?作者是什么?阅读对象是什么?写作的主体、解读的主体、行为的主体是什么?文本与其产生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如此等等。这些质疑既是对常识的批评，又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空间。最后，“理论”来源于文学以及文学以外的众多领域，往往是从这些领域的观念、方法、议题、争论之中成长起来的。以福柯和德里达两位著名的“理论”家为例，福柯的话语理论是从其历史研究之中提炼出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则是从文字学和语言学研究中凝炼而成，虽然他们很少提及文学，但实践证明他们的理论对于文学研究非常有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