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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方法的差异 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到卡勒的《文学理论》研究旨趣的转向，也可以从二者阅读方法的差异见出，这集中体现在“细读”问题上。“细读”概念是新批评派从其作为实验性尝试的阅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燕卜荪的《含混七型》(1930)是演绎“文本细读”的典型之作，布鲁克斯与沃伦合著的《理解诗歌》(1938)对“文本细读”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推进了“细读”概念的总结和提升。所谓“细读”(close reading)，依赵毅衡之说，“这种批评方法对一篇作品，哪怕是极短的抒情诗，作详细的不惜篇幅的结构和语义的分析评论，而对于文本外的任何因素先作悬搁，存而不论。” (22)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并未专题讨论“细读”问题，但对之表示关注。(23)而韦勒克在相关著作中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燕卜荪所使用的方法尽管是原子论的、联想的和武断的，但这方法至少也是企图抓住诗的含意问题的一次具有独创性的尝试。“细读”导致了卖弄学问和牵强附会，这一点跟其他所有治学方法并无二致，但它肯定到此为止；因为任何知识部门能够取得的进步与实际取得的进步，靠的都是对对象作仔细的、详细的考察，靠的是将事物置于显微镜之下，即使这样做会使一般的读者甚至学生和教师厌烦不堪。(24) 韦勒克对于“细读”的局限性给予了有限度的批评，但仍充分肯定其深究细察、钩玄探微的阅读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必要性。 然而到了文化研究崛起的年代，文本细读便不是所有治学都非如此不可的方法了。卡勒指出，当文化研究还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叛逆形式时，它把文学分析的方法运用到其他文化材料的研究当中，但当文化研究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而文化研究人员也不再来自文学研究人员时，使用文学分析的方法就不那么重要了。尽管在文化研究中并没有明令禁止文本细读的方法，但这并不能让文学批评家们感到安慰，因为以往文学研究关注的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作品只是其本身的主题、思想、情感、态度等内在要点的表象;而文化研究则己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25)它将文化产品作为反映其自身之外其他东西的实例或表象来对待。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所谓“非量化的社会学”，就是前述文本解读的两句诀“意义由语境限定，但语境没有限定”所彰明的道理，由于语境的扩展和变迁是无止境的，所以文本解读是无止境的，其解读出的意义也是无止境的。这种非量化的状况在文化研究中无疑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卡勒进一步指出，文化研究作为“非量化的社会学”很容易受到变化不定的语境的诱导，这种诱导的主因就是“社会同一性”的流行观念，它在“表征”的意义上确认文本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性”。他说:“这个概念认为有一种社会同一性存在。各种文化形式都是这个同一性的表现，或者叫现象。所以，要分析这些现象就要把它们与派生出它们的社会同一性联系起来……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基本社会政治结构的表象。”(26)作为这一转变的结果，“表征性解释”应运而生。所谓“表征性解释”，是卡勒化用阿尔都塞所说“症候解读”而来的概念，但冲淡了“征候性”、“症候性”等概念在病理学上的消极意义，而作为中性意义的“表征性”、“象征性”来使用，借此彰显文本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表征关系、象征关系。 相应地，文化研究的阅读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文本细读向社会政治分析转移。文本细读着重对文本内部每种形式和技巧保持敏锐的注意，并着力研究意义的复杂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是将一定时代的所有文本都视为同一社会结构的表象，因而也就具有同样的意义。当文学研究被归入文化研究之时，以下可能性便会成为常态:“表征性解释”成为规范，文学对象的特性被淡化，文学使用的解读实践也可能被忽略。(27) 卡勒借用别人的说法对此作出界定:如果说以往文学研究惯用的是“细读”(close reading)的话，那么现今文化研究通行的则是“粗读”( distant reading)了。它往往采用“文学社会学”的做法:用新的视角去审视人物，不再考虑主题，不再考虑对某个人物的看法，不再考虑人物及其伴侣的出生地和归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某一年份的整个文学产出。研究某一时期文学的趋势，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小说类别，或某部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翻译、阅读、模仿的情形。关注文学的发展趋势，而非对某个特定文本的深入研究。这类研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某种类型的小说颇为流行，而某种类型的小说的声望在下跌，如此等等。(28) 从以上比较不难见出，新批评派揭集“文本细读”的方法旨在提炼和建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像“细读法”的创始人燕卜荪在《含混七型》中涉及了两百多部文学作品，但他对于这些例证的分析不以作品解读为旨归，而是力图建立一套理论模式。韦勒克、沃伦作为新批评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文学理论》的核心部分“文学的内部研究”所构筑的理论框架，对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分析甚至细化到十分琐碎的程度，如对于文学的音乐性因素如谐音、节奏、格律的分析就非常具体，不啻是一部帮助读者了解“细读法”的“导引”。与之形成对照，卡勒对于文本解读的研究则是问题式的，更倾向于在特定语境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的批评策略和操作方案，为批评实践提供参照。例如他以英国开放大学开设的“通俗文化”课中的“电视警察系列剧和法律与秩序”单元为例，从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形势角度分析了警察系列剧，揭示了在文化研究成为强势的年代文本解读从“细读”向“粗读”转化、从一般形式分析向社会政治分析过渡的动向，对于什么是“社会同一性”所做的具体演示，对于当今批评实践的实际操作无疑具有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