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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西方文论新思潮、新走向的跟踪仍在继续，但新的西方文论知识进入中国学者编撰的西方文论教材的进程却明显放缓。如王宁主编的《文学理论前沿》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连续出版15辑。其《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侧重于介绍和研究西方近二十年以来的文论新发展。再比如，1991年，王逢振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试图超越前几种教材和文选。首先，这是首部明确提出以“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为标准译介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文选(11)；其次，它侧重于译介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文论经典名篇，并以批评理论流派的形式分类，包括现象学和阐释学、接受美学或读者反映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辩证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最后，在对各类代表性学者和文选的选择上，存在部分分类不清、人选不典型的问题，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名下主要是英美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文化批评”中的赛义德是后殖民主义，约翰·卡洛斯·罗试图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对“文化批评”引入。王逢振选译了赛义德和约翰·卡洛斯·罗的两篇文章，前者已被公认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而后者虽然以“新美国研究”而著名，但直到现在仍未正式被中国学者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教材所接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新世纪以来，王逢振都致力于最新西方文论的译介工作，如《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2002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21世纪西方文论译丛：批评的新视野》(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1世纪西方文论译丛：理论方法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不过，这些不断更新的西方文论知识还处于积累和沉淀的过程之中，还没有完全进入中国学者编撰的西方文论教材。2014年，朱国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前沿文论研究”，也正在推进对新二十年来西方文论知识的清理和更新，再过数年，中国学者有可能会实现20世纪西方文论新的知识建构。 总的来看，西方文论教材只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的知识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其目的在于向国内文论学习者传授西方文论知识并推动中国的文论知识生产。因此，教材编撰是呈现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判断的一种方式，也是中国学者展现对西方文论成就与不足研究成果的一种方式，甚至是修正西方文论的基本问题和结论的一种可能。与西方文论“教材”(含“文论史著作”)相比，中国学者所编撰的西方文论教材呈现出如下的特点：(1)与西方学者编撰的文论教材大体一致。其中对中国学者影响最大的主要有如韦勒克和沃伦、杰弗森、伊格尔顿和乔纳森·卡勒的几种；(2)西方的文论史概述一般以批评理论为主，而中国的文论教材则由哲学美学、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三部分组成，在知识谱系上更丰富、也更完整；(3)一般采取相对包容、开放的学术立场，以“同情之理解”的方式展开叙述，这与欧美的文论史研究的著作具有比较鲜明的个性和立场不同。如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来源于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则渗透着解构主义思维。 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西方文论教材还存在下面几个问题：(1)知识更新仅止于20世纪80年代，对近二十多年的当代西方文论的总体把握相对滞后。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所描绘的“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结束之后的西方文论究竟是怎样的知识形态？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学者还没有非常清晰的把握。(2)西方文论的学术史研究尚待加强。目前基本的方式是初步概括一下这个思潮的发展历程，然后遴选几个代表性的学者做几个介绍，缺乏较为细密的学术史清理。(3)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批判立场还没有得到体现。三十多年前，中国在译介西方资本主义理论思潮时，曾一度形成过“我们马克思主义认为……”的批判模式，尽管略嫌简单，但至少还保持着批判和审视的角度。但目前的西方文论教材，还存在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问题，同情有余、反思不足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学者自己的文论创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