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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文学意义论传统及汉语语感力量的重建 最后，第三个理由：中国古代有极为深厚博大的诗意论传统。诗意论(含“以意论文”)是最了然明白的文学意义论，是地地道道中国本土的原创诗学。由于发之于中国原创，它与汉语的内在质感和思维机制高度融合，具有汉语文论所特有的语感力量。因此，重建文学意义论，可以有效实现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化，有助于实现中国当代文论汉语语感力量的回复和独特知识品质的重建。 中国上古时代即有极为突出的意义论传统。与古希腊以模仿为核心而关心史诗、哲学和世界的关系不同，意义研究是中国自先秦就得到突破并一直保有的思想传统。这与西方在现代语言学转向之后才将意义问题展开为一个普遍性思想领域迥然不同。墨家的名学(名实之辨)，法家、黄老的“循名责实”，老庄、易经的“言、象、意、道”之论，儒家的“微言大义”、“诗教”之论、“言近旨远”，纵横家的“飞钳”、“捭阖”之术，几乎所有各家各派都卷入其中的论“辩”之战和在政治外交中广泛出现的以《诗》进言等等，都表明在先秦时代，“言”与“意”的关系考量是诸子百家众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这种意义论在人类文明史上极为早熟的突破，可能与先秦时代士阶层的命运密切相关。春秋战国之际，从社会大动荡中分化出来的士阶层面临着“无以为衣食业”的困境，而以谋略辅佐、聚徒讲学为生存的出路。他们的游说、进言、著书立说和以研习兜售王道论为核心的教学，无不十分突出地面临着一个语言表达意义控制的策略问题，因为他们的言说和研究的企图是以一说动君王。这一潜在的君臣对话意识笼罩了除庄子、杨朱学派而外的先秦诸子、学派、养士和谋士阶层。不管是不是真的面对着某一位王，诸子们的言论、学说都潜藏着一个恒久的听话对象：君王。“王者”、“人主”、“人君”之称在先秦的著作和言谈中大规模出现，表明这一背景意识已经收摄为各家各派思想展开的内在语境。君臣对话的独特语境结构，决定了他们要对各类言谈的意义及其控制技巧展开孜孜不倦的研究，由此形成中国极为发达的对意义表达及其进程高度控制的谋略修辞论传统。不管是“名实之辨”、“循名责实”、“微言大义”、“温柔敦厚”，还是“说难”、“孤愤”、“言近旨远”，或者是占卜解释中的“言象意道”，纵横家的游说之术，后世儒生反复标榜的“赋比兴”，都可以窥见这种独特语境结构关系压力的阴影(19)。比如“赋比兴”在先秦是一种君臣之间以《诗》行谏的言语行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孔颖达疏：“人臣用此六义以讽喻箴刺君上……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君臣间权力格局的巨大压力使进言者不得不乔装改扮，将美刺进言改为唱《诗》，否则就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郑玄疏：“风刺……谓譬谕不斥言……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主文，《诗》辞美刺讽谕。”(20)郑玄的话很好地解释了“讽谕”如何使言谈的意义形态及结构变形。 魏晋之际，中国的意义论思潮发生了从普通意义论向以文学为本位的诗意论的推进转变，对意义表达作为手段的考量此时转变成对文学意义特殊性的追求。至此，先秦深厚的意义论传统终于突变为极富特色的中国文学意义论。中国文化的智慧形态发生了从王道论背景下的谋智轴心向以人生意义追思为目标的灵性圣智的时代大转型，意义关切从政治语用向审美语用、人生意义追思的突破性转变是这次转型的核心。 这一转变有两个标志：其一，是用“味”来表述对诗文、绘画、音乐的意义效果的把握分析。“味”是领受性的，它意味着理解本身构成了享受。它因此也从直接的理解享受而非功利性价值来评价诗文。这一点到钟嵘就已经十分了然：“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味”是从诵诗者价值体验的角度来讨论意义的。“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21)这里的各种意态都通向“味”并以“味”为衡量取舍的标准，或者说“味”就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意”。从心理品质来分析，“味”比认识、评价更主观，它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种体验性的意蕴内涵。但是从古代一直到今天，“味”都是中国人评价诗文乐舞画是否具有“诗意”的重要标准。一个文本的意义效果如果“味同嚼蜡”，就不能以“诗”视之，因为它缺乏“诗”的基本意义品质。关键是，从直接审美享受的角度来论诗文的意义，在魏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倾向。经验“味”的活动方式就是自先秦以来古人就津津乐道的“品”。“品评”在魏晋成了一种时尚。诗品、品评人物、品评文章与谈玄论辩、放任自然、书法、绘画等一起成为意趣追求的文化样式。清谈从避祸的手段转变为高谈阔论的聚会方式，玄学从功利之学变为非功利的意义追思，自然从避祸的居所变为“隐逸”，绘画从画像变为“畅神”(宗炳)，诗歌从“言志”扩展到“缘情”(陆机)，书法从文字书写发展到“意在笔先”(卫夫人)等等。在这种整体性的文化转型中，诗文的意义内涵于是从政治语用的意义要求向文学性、审美性的意义要求转变。 其二，批评史论中出现了“以意论诗(文)”的命题。陆机说：“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22)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以“意”来论文之创作。南朝范晔提出文“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23)。曾祖荫认为这“是文意论最早的雏形”(24)。因为在这里，“意”已成为文章创作和表达的核心，而前此(两汉)似乎是“文气”之论占主导。至齐梁，刘勰非常突出地将“意”在文中的地位推到了极高：“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片，其微矣乎！”(25)刘勰甚至提出关于文之意义的特殊性、微妙性的“隐秀”之论：“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26)某种意义上，整个《文心雕龙》的内在逻辑都与以意论文的潜在思绪相关：正因为为文之“意”如此玄妙、深微，有如此重要的承担(“原道”、“宗经”、“征圣”)，所以才要有“养气”、“情采”、“神思”、“风骨”等等。紧接着，便是前面提到的钟嵘的“诗味”说在诗意论中的突破。《诗品》开创了一个以意论诗、追思诗意特殊性的典型的中国式文体模型：先有《序》，以揭示诗意独特的“昭告”、揭示之功，将诗意的价值特性追索至“味”，阐述诗意之于人生的意义，并探索如何做才能到达“诗之至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27) 《诗品序》通篇都在讲诗意的特殊性，探讨如何达到这种特殊性的通达道路。在此基础上，钟嵘进而论述各种诗意的质态、品相，为这些品相提供相应的实例，然后，以此为根据，将诗意之论落实到史的具体研究——对前此的诗歌(人)进行等级分类(《诗品》)。钟蝾以意论诗的方式开了后世各种各样的诗品、文品、赋品、画品、字品乃至诗话、词话等融论、品、史为一体的文论文体之先河。自此以后，从唐宋一直到清末，以意论文(诗)、论书、论画、论曲等等在中国文论中有极为广阔的展开，几乎占据了中国文论的主流。在这一背景中，在先秦作为曲折进言手段的意义考量，比如“赋比兴”、“言近旨远”之类，此时终于演变成了对含蓄蕴藉、余味曲包、不尽之意、味外之旨等等文学意义特殊性的美学追求。 实际上，中国的诗意论发展到唐代(皎然、司空图)，其入思取向的三个角度就已经大致确定下来。它们是：1.从言意关系的角度分析诗意的特殊性，分析的重心是诗意构成的复杂性、多重性、微妙性。以言内言外、复意重旨、有限与无限、言与道、虚与实、直接与间接等等关系的探求为思路的具体展开。具体到诗言上，开此路分析先河的是《文心雕龙·隐秀》。“不尽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是这一分析视角的最高价值指标。2.从意义理解的体验性特征来把握诗言意义的特殊性，思考的重心是“味”。有味无味，味与理、与道德教化、与知识陈说的分野，味之浓淡、深浅、远近、高下，味的直接性与间接性，味的自然与雕琢等等关系的探求为思路的具体展开。开此路先河的是钟嵘的《诗品》。“品”不仅成为一种活动方式，而且成为中国论古代诗意之有无的基本价值尺度。各种诗品、词品、画品、书品、诗话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著作主体。围绕各“品”的分析、品鉴，如何出诗意、上品级的修炼、养气和技法，围绕上述种种而来的故事、事例和典故成为中国文论体系的独特知识构成。“闻之者动心，味之者无极”是这一分析视角的最高价值要求。3.从意义的整体性即意态直观来把握诗言意义的特殊性，思考的重心是意义境界。境界之整体与局部、形上与形下、可说与不可说，心境与物境、情思与景物、意味与境界、意象与成境、大境与小境、虚与实、静与动、空与不空、远与近，雄浑、自然、豪放等各种境界之风神品位等等为思路的具体展开。开此路先河的是皎然的《诗式》。浑然成境、“莹彻玲珑”、“境界全出”为这一分析视角的最高价值标准。同时，这三种路向又以意态直观为轴心相互关联、相互转化并互为支撑。 与西方现代的文学意义论相比较，中国传统的诗意论、文意论不管在哪一个路向上的探讨，都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思想推进和深度。无论是它所开创的思想道路之独特，还是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远非现代西方的文学意义论所能取代。由于中国古代没有“心”之言域的分析性演进和高度分化，思想背景上没有对意义内容的反思性分析和确认，观念的语义分析没有成为传统意义论的基础。古代中国没有产生“真理”的概念，也没有认知、情绪、意义的严格区分。因此，意义论从政治语用向一般意义论的提升、再向审美语用的过渡，都不需要回到对认知意义、逻辑意义的分析作为视角转换的基础。在中国古代，不仅情、志、旨可以为“意”，“趣”、“味”、“韵”、“境”、“入神”等也都是“意”，甚至对于诗而言，它们是比“知”、“识”、“见”等更为重要的“意”。对道家文论或以禅喻诗而言，它们比“知”、“识”、“见”等更接近“诗道”，乃至是“诗道之极”，“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仔细分辨，在不同的语境中，古人所说的“意”主要有三义：1.在表达和被表达的关系中，“意”是被传达的“旨”(心志、胸怀、情性、意图、意向、情思、意绪等)；2.在理解和被理解的关系中，“意”是与符号的言、象、形相区别并笼罩和决定后者的“意”(意义、涵韵、兴寄等)；3.在揭示和被揭示的关系中，“意”是通向并显示宇宙内在性的精微之意(深意、玄意、道、不尽之意)。然而此三者在论述中又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这就注定了，中国古人主要是在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意态直观中整体把握文学作品的意义。正是这一方法，使中国传统的意义论精神与现象学直观高度契合，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诗意论充满了现象学精神。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28)这段话切中了诗言意义状态的特殊性。叶燮之所以能抓住这些诗意形态的特征并不是源于对象性的逻辑分析，而是源于他对诗歌意义的体验性直观。由于文学意义的审美本性，把握文学的意义特殊性并非逻辑或语法的分析所能奏效，意义体验的反思性直观差不多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真实把握文学意义的唯一方法。对此，中国传统意义论有极为深刻的领会，所谓“诗无达诂”、“说诗者死”即就此而言。而我们看到的许多论述诗意状态的范畴，如“气韵”、“风骨”、“情采”、“隐秀”、“滋味”、“神韵”、“境界”、“豪放”、“雄浑”、“自然”、“婉约”、“清丽”、“高古”、“纤侬”、“飘逸”、“言近旨远”、“词约义丰”、“不尽之意”、“韵外之致”等等，无不呈现一种鲜明诉诸审美直观的意义把握，充满了汉语语词“象思维”的质感。 但是，这一极为深厚的思想传统在中国现代文论中几乎没有体现。中国文论的危机逐渐显现为一种西学东渐的失落：在中西知识谱系的全面替换中，我们的文学理论丧失了汉语言述的语感力量和内在通达文学事实的能力。由于不是从内在的意义领会去把握，而是概念先行，用从外部移植的理论去肢解作品，我们的文学理论实际上远离了汉语语感原创的血肉，逐步形成通达文学内部的能力、理论原创力和汉语语感力量之三位一体的深重失落。因为缺失意义论视野，古文论中许多基于诗意直观的命题都曾经被文论界斥之为“比附性思维”，很多范畴曾经因为“概念不清晰”而被争执不休，绝大部分富于汉语原创语感的古文论概念被现代文学理论排除在外。如果从对文学意义的现象学直观去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恰恰是这些“不清晰”的概念包含着对文学意义质态某个方面极准确清晰的揭示，而今天我们文论教科书上的那些在形式逻辑上内涵清楚的概念，诸如“形式”、“内容”、“题材”、“本质”、“认识”、“情感”之类，反倒常常言不及义，离文学的意义本相十分遥远。在现代文论中，我们所谓的“科学”和“清晰”，常常是将生硬的逻辑知识论、意义分析硬套到文学意义论上去的不合理要求。文论话语的语感力量是语言直接击中感性直观的能量。一段击中原初直观的话语一定是有语感的，一段有语感的话一定是原创的，而一段有语感的原创的话之于文学的分析把握一定内在于文学意义领会的深处，因为它不是从外在的观念逻辑中截取而来，而是如现象学所言“面对事实本身”，从语言直感的血肉之中迸发而出。就像王国维所说，在丰沛的意义直观中“拈出‘境界’二字”(29)。这就注定了语感力量、理论原创与文学意义领会之反思性直观三者无法拆解的共生关系。在谱系构成上，中国传统文学意义论体现为围绕文意、诗意、言意关系的各个范畴、命题、论断的描摹、洞穿、点评、品鉴、修炼、技法以及围绕上述种种而来的故事、事例和典故所组成的诗话、词话、诗文评而形成的庞大知识传统……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中国文论对文学意义的巨大关注，甚至可以说，诗意论、以意论文是中国文论的母题。这就注定了文学意义论在传承汉语文论、回复汉语文论语感力量上的独特功效：1.它显示了一种更为直接的以文学理解为本位创建文学意义论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中国深厚的意义论文论传统具有世界性的理论意义。2.它为古今沟通、中西融合奠定了以意义论为坐标而重建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3.它为我们创建中国式、民族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转化材料和巨大的历史依据。 一直以来，所谓“中国文论失语症”，所真正触动的实际上是一个汉语理论言述的语感力量问题。我们深切感受到一味的西学概念和学理移植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汉语文论的直感力量。汉语诗学所特有的直观、质感和随处可见的诗意洞穿在扭曲抽象、半生不熟的概念移植中几乎已丧失殆尽。而由此带来的是我们文学理论的原创能力和击中文学事实真相能力的失落。所以，文学理论向意义论的回归与重建，是后理论时代中国文学理论依托自己的民族传统而获得独特文化身份的一次历史机遇。由此往前推进，是可以以中国传统诗意论的入思方式和知识基础为本底，融贯近代以来诸文学论观的广阔视野和批判性展开而创建一个新时代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有希望重新获得汉语理论原创的语感力量和对文学事实的深入探究。 (责任编辑：admin) |